[摘 要] 唐墓壁画产生于中国传统的“事死如事生”观念，是唐代等级制度下贵族阶层葬式葬仪的重要组成部分，真实而理想地描摹了墓主人生前、死后的生活场景，其中包括很多造型、纹饰上带有异域特征的器物，主要有饮酒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胡风之盛行和贵族生活之奢糜。

[关键词] 唐墓 壁画 外来器物 饮酒器

大量史料和考古发掘证实，唐代胡风盛行，“当时追求各种各样的外国奢侈品和奇珍异宝的风气开始从宫廷中传播开来，从而广泛地流行于一般的城市居民阶层之中”。[1]作为墓主人生前和冥间奢华生活的反映，这些外来器物的图像也被描摹在唐墓壁画上。齐东方先生便指出：“唐代金银器皿的造型独特，特别在唐代前期，许多器皿都带有中亚、西亚风格。”[2]从类别上看，唐墓壁画上的外来器物各式各样，多为日常生活实用器具。主要有饮食器、盛器、饮酒器、水器等。从造型和颜色上看，很多在质地上看似金银器、琉璃器、玉器等。笔者仅在前辈研究基础上，尝试挖掘这些饮酒器背后的文化内涵。

饮酒器分为盛酒器和饮酒器

1.盛酒器——带柄长颈壶。见于昭陵新城长公主墓墓室东壁《仕女图》、昭陵燕妃墓《提壶男装女侍图》、房陵长公主墓前室东壁南侧《托盘执壶侍女图》和后室北壁《提壶持杯侍女图》、李凤墓《持花侍女图》、韦泂墓和万全县主薛氏墓甬道西壁。此外，章怀太子墓甬道西壁《侍女图》、永泰公主墓前室西壁北侧《七宫女图》、李震墓《托盘仕女图》、安元寿墓男装仕女图和节愍太子墓《男装仕女图》等也见同类器物。总体造型具有西方器物惯有的修长优美传统，鸭嘴形流、细长颈、椭圆形腹、高圈足、最佳弯度的拱形把手，腹部或突起的纹饰轮廓有致，圈足或颈部饰联珠纹。

从造型和纹饰上看，房陵长公主墓后室北壁《提壶持杯侍女图》侍女手中所提之胡瓶应是唐代最典型的胡瓶。新城公主、燕妃等墓之胡瓶有团花装饰，安元寿、房龄长公主等墓之胡瓶素面、体型较大，节愍太子墓之胡瓶体型较小。根据胡瓶表面颜色，有些属金胡瓶、有些属银胡瓶、有的是鎏金银胡瓶等。这些造型各异的胡瓶原型应与河北宽城、宁夏固原、内蒙古李家营子、青海上孙家寨等地出土萨珊系统的银壶瓶有着渊源关系。

唐代社会流行的胡瓶多为西域诸国进贡的宝器，《新唐书》、《旧唐书》、《册府元龟》等唐代史料中关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和其他国家与唐朝交往的内容中屡有记载。有些也被用于皇室赏赐大臣和各国使节，如唐太宗赏赐李大亮金胡瓶和金碗（《旧唐书·李大亮传》），开元十九年（731）唐玄宗赏赐名悉猎胡瓶，[3]天宝九年（950）唐玄宗赐安禄山“金靸花大银胡饼四，安禄山则献“金窑细胡瓶二”。[4]又如《册府元龟·外臣部·褒异》和《全唐文·赐突厥书》都记载景龙五年七月己亥，突厥遣使献马，唐王赏赐银胡瓶盘及杂彩七十匹。[5]唐诗中也有很多关于“胡瓶”的描述，如“垂杨不动雨纷纷，锦帐胡瓶争送君”等[6]，说明胡瓶在当时上流社会流行之广，也是壁画中出现胡瓶图像的社会基础。

2.饮酒器。包括高足杯、玻璃杯等。房陵长公主墓前甬道西壁男装侍女左手执一小高足杯和后室北壁西侧执杯提壶侍女手中也执高足杯，应为金银质地。永泰公主墓前室北壁东侧侍女双手捧高足杯，李爽墓壁画《托盘女侍》中，仕女双手托黑色圆盘于肩部，盘内放置六只杯子，杯为白色圆杯、底部遮于盘内，似为玻璃杯。

李寿墓石椁线刻图像和西安市长安县韦曲唐墓墓室东壁北铺《宴饮图》中也有相同器物，与何家村窖藏和西安东郊沙坡出土的银高足杯形制完全相同。上述高足杯与主要流行于拜占庭地区的器物接近，具有浓郁的外来风格。唐诗中多有描绘，如诗人李白《拟古十二首》云:“遗我绿玉杯，兼之紫琼琴。杯以倾美酒，琴以闲素心。”[7]孙元晏《梁·楚辞》“曾与萧侯醉玉杯，此时神影尽倾颓”等。[8]

结 论

从时间上看，唐墓壁画的绘制年代跨越了初、盛、中、晚唐各时期，具有连续性和线性发展的特征。墓壁画是唐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与升华，其中图像化外来器物，以饮酒器威力，可深度发掘其作用是表明墓主人生死两世的高贵与富裕；这些制作精美的饮酒器及其影响下的融合多种文化元素的外来器物反映出唐王朝“容纳百川”式的强盛帝国风采，还反映出外来文化及器物随着丝绸之路流传、被不断模仿与创新的演变过程。

参考文献：

[1]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29.

[2]齐东方.唐墓壁画中的金银器图像[J].文博.1998,6:66-69.

[3]《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5231.

[4][唐] 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9.

[5]《册府元龟》卷974,《外臣部》，11277.《全唐文·赐突厥书》，17卷.

[6]《全唐诗》卷277,卢纶《送张郎中还蜀歌》，3149.

[7]《全唐诗》卷183,李白《拟古十二首》，1861-1862.

[8]《全唐诗》卷767,孙元晏《梁·楚祠》，8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