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川地处长安城南，原名后宽川，因汉初臣樊哙封地于此而改此名。它北临古都，南依终南，西接户县，东靠少陵、神禾诸原。元人李好文《长安志图》赞美其“仰终南之云物，俯潏水之清湍，乔木隐天，修竹蔽日，真天下之奇处，关中之绝景也”。而“循原麓而西，青林连天，蔚然深秀。层岩曲岫，时有妙区”，“恍入江南水村图画中”（傅增湘《秦游日录》）。即使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关中大旱，这里的人们“夏天在汤河南岸的稻地里，收割过青稞；秋天，他们又从汤河上上下下的许多独木桥上，一担一担挑过来沉甸甸的稻捆子”（《创业史》题叙）。

同时，樊川古镇林立，有著名的杜曲、王曲、细柳、斗门、子午、北张、太乙、引镇等八大镇。西安人又称说这里是自己的后花园，启动了旨在“保一山碧绿，护八水长流”的秦岭生态保护工程。探索一下这些古镇的设置与地势、史迹之间的关系，对于了解长安城南的地域文化，建设好西安人的精神家园，将大有裨益。

独特地势与历史遗迹

根据文化生态学的原理，地理形势是文化产生的首要因素。樊川地理的优势，衍生出悠久的地域文化。

早在五六千年前，这里即成为人类的繁息之地，近代考古发掘出大量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王曲的北堡寨、南堡寨、藏家庄方圆5公里范围内，就曾发现大量陶片、陶器、石器、骨器和蚌器，还发现多处文化堆积。据考古分析，确认北堡寨地下文化层主要是仰韶文化，即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文化。南堡寨地下文化层中所发现的黑而亮的陶器大体上属于龙山文化，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黑陶文化。藏家庄则发现有周代墓葬。从王曲向东延伸到神禾塬上的北江兆、中江兆村，横亘于东西的柳沟以及东峪河沟侧河岸的土壁上，都可以看到文化层。近年在南五台所发现的四枚石斧，说明先民们活动的足迹已经延伸到终南山下。

此后，华夏民族在樊川大地不断演出的文化活剧，当以终南山下的太乙镇为最。镇政府驻地四皓村，传说是秦末汉初“商山四皓”的隐居之地。村南翠华山麓，又是汉武帝祭祀太乙神之处。

四皓村是樊川所留存的为数不多的古村名。商山四皓其人其事，见于《史记·留侯世家》。四皓隐居于太乙镇之事，则见于皇甫谧《高士传》和骆元骧《类编长安县志》及《咸宁县志》。唐开成二年（873），长安令杜造于南山下五台留村置寺宇祭广惠公。五台留村东距太乙宫镇数里，广惠公祠据称乃汉留侯张良的奉祠。四皓有感于留侯张良的引荐之恩，遂隐居于其奉祠不远的太乙宫镇。今其地有四皓村，解放后尚遗存有四皓庙。史迹之悠久，正得益于地势之便利。

古镇林立与关防要地

历代于樊川设镇，也与这里为长安城南关防要地大有关系。樊川是关中通向陕南、四川、湖北的必经之地。韦曲北接长安，南行10里即到杜曲。再南去10里又到太乙。斗门镇位于昆明池西岸。王曲镇南毗五台镇，北接韦曲，西与子午、黄良镇连畔，东越神禾原可到太乙镇。引镇、子午和细柳等古镇，便设置在关防要地上，以屏障京师。

引镇位于秦岭北麓终南山下，东毗蓝田，南接柞水，地处古长安通往岭南的汤峪、库峪、大峪口之间，成为长安东南的关防要地。此地北魏、西魏时属山北县，唐代属万年县，旧称莎城镇，在今引镇五堡处曾掘出古城镇遗迹，地上确实长有莎草。据《旧唐书·昭宗本纪》记载，乾宁二年（895）发生承天门事变，昭宗从长安启夏门出逃，经樊川华严寺至莎城镇，再至大峪口。此地宋时废为村落，明初设置右卫所，屯集城防驻军，保卫省城安全，因首领姓尹，遂称尹家卫，今镇西南尚有村名尹村。

引镇自古至今乃兵家争夺的重要关隘。西汉末年，刘秀被王莽追赶时，就经过这里进入汤峪而到达河南。唐末黄巢兵败撤离长安，经由汤峪、库峪，至引镇南大峪入山过秦岭，至今大峪还有一块石头，野老说是黄巢当年的试剑石。此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太平天国起义军，也都夺取引镇而威逼西安。进入现代，红四方面军也曾经经由引镇东南的库峪口出山，经大峪口、沣峪、祥峪西进。红二十五军曾在引镇镇压了当地恶绅。

子午镇，位于子午峪古栈道北口外。古代秦巴山川阻隔，由关中通往西蜀、荆襄只能凭借栈道。秦末汉初遂北起长安子午峪，南到西乡子午镇，在石崖上凿石孔，插石桩，架木板，修筑栈道，全长七百余里，是关中通向四川、湖北的交通要道。《长安县志·军事志》将子午镇列为军事要地之首。秦末刘邦即经由子午谷南去汉中，为表示无北还之意以麻痹项羽，沿途便烧掉栈道。后来又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回师关中。三国末年，魏国派遣钟会统兵从斜谷、骆谷，经子午谷进入汉中攻打蜀国。东晋永和年间（345—356），桓温命司马勋出子午道伐后秦。清同治年间，太平军两出子午峪攻打西安。民国初年，白朗起义军讨伐袁世凯兵败，退入子午栈道，全军壮烈牺牲。近代，红二十五军曾路过子午镇。解放战争时期，西北野战军也是在子午峪口的小五台全歼蒋胡守军，长安全境得以解放。

细柳镇西邻沣河，南望秦岭，北接昆明池，地处汉代称上林苑。据《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汉文帝后元元年（前163），匈奴起兵六万，侵犯上郡、云中，威胁长安。西汉王朝先后派大军驻守细柳、霸上、棘门等京畿战略要地。其中驻守细柳的，是著名将领周亚夫。文帝亲自去三地劳军，先至霸上、棘门，车辇入营毫无阻拦；待走到细柳营前，只见营中旌旗招展，将士刀出鞘，箭上弦，已进入临战状态，先头卫队和车辇都被阻挡于营门之外，经侍从带着文帝符节传话，表明劳军之意，才准许车队缓慢前进。周亚夫顶盔戴甲，手执兵器，以军礼参拜。文帝叹曰：“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称善者久之。文帝临死时还告诫太子说：“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后吴楚七国之乱爆发，景帝即任周亚夫为将，统帅大军，平定了内乱。樊川各处设镇，多着眼于关防。

河道纵横与备战备荒

如果仅仅将樊川看作汉唐人的游览休憩之地，那是低估了古人的智商。他们关注国计民生，在这里备战备荒。斗门镇的昆明池，西汉时既是水军训练之地，也是物资转运之地。

据《汉书·西南夷传》记载：“天子遣使求身毒布竹，而为昆明所闭，天子欲伐之。越嶲昆明国有 滇池，方三百里，故作昆明池以象之，以习水战，因名曰昆明池。”汉武帝为了扩大疆域，派司马相如多次出使云贵，西南各部落纷纷归附，只有昆明国怀有异志。武帝为征讨昆明边邑，便于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征集数万民工，在长安城西仿照昆明国滇池修凿昆明池以训练水军。《雍录》谓“旁有二石人，像牛郎织女立于河东西”，即雕刻了牵牛织女石像，伫立于池之东西两岸，“以象天河”（《关中古语》），又雕刻了一条石鲸，置于池中。

汉代开凿昆明池，还为解决长安城的用水问题。长安作为首都，人口日增，城区不断扩大，必须开凿新的水源，遂通过漕渠、明渠、昆明渠而引滈河、潏河水入昆明池。滈、潏两河原是投入沣水，一条南北大渠石达堰将这条河水经细柳原，从石匣引流入昆明池。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云：“武帝作石达堰，堰水交为池。昆明基高，故下涌激为都城之用。”所谓石达堰，即是引滈、潏河之水流经细柳原的导渠。昆明池前的漕渠是用于漕运的，相当于关中大运河。当时关东各地的粮食和物资，皆经渭河入漕渠运入长安城内。昆明池中的水产养殖还供给于“长安诸陵庙祭祀，余付长安市卖之”（《西京杂记》）。

唐文宗大和年间（827—835），石达堰堵塞废弃，昆明池水逐渐干涸，变成低洼农田。因阴雨为患，清代时曾修昆明渠导水排涝。据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记载，光绪二十四年（1898）秋，斗门镇阴雨为灾，县属西南乡昆明池故址禹洼、周家庄一带地势低洼悉成泽国，当地官员命百姓建渠泄水，凡八十日而竣工。渠长5959丈，深3尺，宽5尺，积土筑1丈宽堤，彻底解决了阴雨排涝问题。

“城南韦杜”其地与其人

探究樊川地域文化，有一个问题颇引人深思：汉唐时代世居于韦曲、杜曲的两个世家大族，后裔却不知去向，只留下了这两个地名，何也？

其地尚在，宣告的是汉唐时代韦杜家族的繁盛。其人不在，又似与当初的繁盛不无关系。韦曲其名最早见于辛氏《三秦记》，地属杜陵，显然是在汉宣帝营建杜陵时，韦氏之祖韦玄成以二千石身份得徙杜陵而得名。但韦氏徙杜，居住地是在杜陵邑中，还是陵邑附近？虽不得而知，然据当时奉陵原则看，作为食俸官员的韦氏似应居于邑中。汉末杜陵衰败，韦氏家族便迁居于杜陵邑西南的韦曲。此后晋室南渡，南北朝对峙，韦氏家族一部分迁居到湖北襄阳，但其主体依然留居于韦曲。直到唐代，韦氏已经在韦曲繁衍成一个很庞大的家族。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唐初韦氏分为九大分支，主要的聚居地还在韦曲。据《新旧唐书人名索引》统计，两《唐书》中记载的韦氏人物，竟有八九百人之众，才俊迭出，公卿显宦代不乏人。其聚落“万株果树，色杂云霞；千亩竹林，气含云雾。激樊川而萦碧濑，浸以成陂；望太乙而邻少微，森然逼座”，成为“京郊之形胜也”（宋之问《春游宴兵部韦员外韦曲庄序》）。韦安石、韦司马、韦司户、韦澳、韦卿、韦嗣立等，都在韦曲建有别业园亭。诗人中，杜甫曾定居于韦曲附近，韦庄也曾在韦曲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

杜曲，也是西汉时杜氏远祖杜延年以二千石的身份徙入此地而得名。杜氏家族起初可能居于杜陵，西汉亡后遂徙居于杜曲。杜曲有南杜、北杜之分。南杜又名杜固，位于潏水南岸，南倚神禾塬；北杜即杜曲，在潏水北岸，北倚少陵塬，“世传其地有壮气，故累世衣冠”（《新唐书·杜正伦传》）。岐国公杜佑在“城南樊川有佳林亭，卉木幽邃，佑每与公卿讌集其间，广陈妓乐”，又于“朱坡樊川，颇治亭观林芿，凿山股泉，与宾客置酒为乐”（新旧《唐书·杜佑传》）。其所置庄墅园林最著名者，当属杜城郊居和瓜洲别业。据杜佑自撰《杜城郊居王处士凿山引泉记》云，杜城郊居在“杜曲之右，朱坡之阳，路无崎岖，地复密迩”，居于此地“若处烟霄，顿觉神王。终南之峻岭，青翠可掬，樊川之清流，逶迤如带”。时人权德舆《司徒岐公杜城郊居记》则具体描绘了其中之美景云：“见烟霞澄霁之状，鱼鸟飞沉之适，濯于潺湲，风于碧鲜，红葩火然，素英雪翻，芊眠葱倩，杳窱回合，含虚籁以四达，溯青辉而交映。”瓜洲别业位于潏水之南岸，其名唐时仅见于许浑《和淮南相公与宾僚同游瓜洲别业》。元人骆天骧考知“潏水南岸，南至瓜洲村，北至朱坡，中为杜家湾，皆杜氏业也”（《类编长安志》卷九《胜游·杜家湾》）。

直到北宋元祐元年（1086），浙右人张礼游览长安城南，还曾在韦曲会景堂中访问过韦氏后人韦宗礼，依稀看到尚保留的唐时规制，园中“奇花异卉，中莫不有”，其中还有一对金竹，更是北方地区少见之物。在杜氏园中，他也见到遗留下来的溪柳、岩轩、江阁、圃堂、林馆等景致，据说九曲池遗址尚存，七叶树也比比可见（《游城南记》）。时至今日，在兴教寺南少陵原坡下，还留下了东、中、西韦三村的村名。前人记载的杜曲周围的瓜洲村、朱坡、杜村、杜家湾，作为村名也还延续着。

今日的韦曲、杜曲附近，却几乎找不到世居的韦姓和杜姓人家了。汉唐“城南韦杜”的后裔，究竟到哪里去了？联想到当年的繁盛，大胆假设：古时不许原籍为官而“宦游”往各地；或如唐人俗语所谓“三公后，出死狗”，家族盛极而衰遂流离别处。《红楼梦》所写四大家族的衰落，亦可作为旁证。假设需要求证，这倒给陕西社会学界提供了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