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为了教书育人,一个是为了创造产值,学校校长和工厂厂长本来是毫无瓜葛的两个角色。但是,在功利化教育目标的压力下,一些中学校长被戏称为“毕业生加工厂”的“厂长”。一些中学名校校长对“教育GDP”的概念提出质疑。

升学率的焦虑成了避不开的紧箍咒

每年高考放榜前后,都是校长们最为焦虑的时刻。浙江的教育部门一直请求媒体不要宣传“状元”。广东2012年还出了“狠招”——全省前十名的成绩被考试院技术屏蔽,连考生自己也暂时查不到。

但这都阻止不了一些媒体对状元追星般的报道,也阻止不了家长们自发聚集在网上,列举各校历年数据,评价哪所学校才是垄断高分考生的“状元生产线”。

“高考成绩是一个中学校长面对社会时无法避开的紧箍咒。”杭州第二中学校长叶翠微说。

各地都有一些“状元赛”中的“常胜将军”。北京某所中学产生了北京市近年来半数以上的文理科状元,河北的一所状元名校也几乎垄断了省里的状元。

“这样的成绩,是不是一个科学的产物,是不是教育规律的体现,是不是按照一个真正的人的需求教育出来的,似乎谁也不去管。”教育学者熊丙奇说。

“说状元不优秀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换一种环境,这些孩子完全可以得到更全面的发展。”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说。

校长们深谙“状元生产线”的生产工艺。“老师都知道,考试成绩的稳定是重复训练之后正确率的再现。同一道题目,做一次就懂了,但是两次,四次以后就自动化了。为了保证分数,就让孩子们多做几次,尽管大家都知道这是浪费时间,抑制了孩子别的方面的发展。”叶翠微说。

功利性的教育目标造成心理分裂

大部分校长都明白单纯追求分数的弊端,但孩子的身心平衡发展短期内无法显现的,只有考试成绩最显性。“这是一种分裂的感觉,清醒的人很痛苦。比如补课是错的,但高三一天不补,可能吗?家长也不干!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错得不要太离谱。”一位校长说。

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说,他心目中的理想模式是中学与高考脱钩,孩子高中毕业后回到所在社区,由考试院组织考试,“成绩没法统计或统计不全,那时学校就不用靠压缩艺术课、体育课来比拼了,考试时也不用警车开道了。”

同为名校,浙江宁波效实中学校长周千红常扪心自问:“我们是解放了一代人的创造力,还是窒息了一代人的求知欲?是让孩 子们享受了幸福快乐的学习,还是承受了无休无止的负担?校长和教师真的很勤奋敬业,但这种勤奋和敬业是淹没在无休无止的辛苦和疲累中拼着体力,还是在无私奉献中享受教育的幸福?”

“历史会给予我们这一代的教育、校长和教师以什么评价?”周千红问。

什么是校长的职责?

教育部并不要求校长们追求升学率,并且明文规定各地不得对高考成绩排名,对校长的考核里,也绝对没有高考成绩的任何要求。但是升学主义控制了家长,地方行政力量也将升学当做地方一大教育成绩衡量标准。

在浙江,2009年高考放榜,杭州的19楼论坛上有家长发帖:“全省高考前十名,宁波镇海中学占了七个,杭州的中学该反思”,家长们铺天盖地的“口水”在要求杭州能迎头赶上。而一位校长告诉记者,他最头痛的就是每回遇到区长,这位领导开口必问“清华北大”。

教育专家熊丙奇说:“地方官员非常在乎一年有多少孩子考上北大、清华,他们认为这象征着教育实力,这种思维就是‘教育GDP主义’,或者说是教育锦标主义。”

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说:“升学压倒一切导致了孩子们从小就被分出三六九等。最后整个教育,80%的孩子在为那20%的好学生陪跑,长此以往,由这些孩子组成的社会结构难称理想。”

所幸的是,总有那么一些校长试图“自我解放”,解放自己也解放孩子。

北京十一学校,上海中学,都已经开始了走班制和选修课。在浙江,为了给校长们“松绑”,教育主管部门提出,从2012年秋季学期开始,把课程设置权交给学校,全省不再有统一课表。选修课程占总学分的比例大幅度提高至三分之一。

宁波效实中学校长周千红说,校长是一个“牧羊人”,引领学生到最肥沃的“草地”上,享受学习的幸福；杭二中校长叶翠微说,校长应该是理想主义的实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