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善因论”是司马迁经管思想的核心，它揭示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管理应遵循的内在规律，深刻而富有洞见。由于该理论的深刻性和超前性，在自然经济时代不可能得到重视。今天，认真研究和借鉴其思想精华，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司马迁 善因论 市场经济 启示意义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近代以前，他的经管思想因其强烈的超前性而未被历朝历代接受倡行，以致到了近代有识之士曾为此而感慨万分。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司马迁卓越的经管思想终于引起国人重视，出现了不少阐述其“法自然”理论的文章。然而，从司马迁经管思想的核心“善因论”入手，将其理论与现实结合研究的似尚不多。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司马迁“善因论”思想及现实意义略作阐发，以期能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管理产生启示作用。

一个国家，怎样才能保证经济正常运行、社会和谐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中国自国家产生，先贤先哲们就在思考，但直到先秦时期也无法达成共识，以致出现见仁见智泾渭分明的尖锐对立。管子和孔子重视“富民经济”。管子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1]孔子和管子一样主张富国必先富民，他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2]荀子主张：“富国裕民，上下俱富。”认为“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3]商鞅则提出截然不同的主张，认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4]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类似的重要关系？司马迁没有盲从，而是认真研究前人观点并对比考察。从历史看，先贤的思想主张都曾程度不同在某一时段产生过影响发生过作用，但都没有收到长期之效。事实证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内在规律，只有认识它掌握它顺应它，才能实现国家社会的和谐健康进步，否则就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为此，司马迁独辟蹊径，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思想理论。

首先，他仔细研究经济管理的目标，从发展国民经济与增值财货的角度看待国家和百姓的关系，不把他们看成尖锐对立的两极，而看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整体；不单纯从培植税源着眼，而是从国家社会个人以及各项各业的全面发展考量问题。在他看来，只有正确处理好国家和百姓的关系，使社会各个方面各得其所、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经济社会的管理目标才能最终实现。

其次，对人性本质作深刻分析构建自己的理论基础。司马迁认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5]就是说，希望发财致富追求幸福生活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是人们参与一切活动的原动力。因此，不论是“农工商贾畜长”，还是从达官贵人到隐穴之士、从任侠并兼的少年到攻城先登的勇士、从目挑心招的越女赵姬到饰冠剑连车骑的游闲公子、从犯星辰冒霜雪的猎人渔夫到搏戏驰逐斗鸡走狗的赌徒和纨绔子弟、从医方食技之人到舞文弄墨吏士……无不是为了“财用富厚”而竭尽心力。可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6] “求富益货”，追求财富最大化是人性使然，具有客观必然性。

最后，明确亮出自己的经管思想核心“善因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史，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的需要，会自然而然形成各种分工，产生各种部类并各自承担起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在“求富益货”的驱动下，人们便会在不同的岗位上“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7]这一过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之……”[8]于是，司马迁提出了“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民争”的“善因论”理论，[9]主张按自然规律办事，让市场这只巨手去引导经济运行资源配置和商品流通。

“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善因论”的“因”，就是顺应事物本身发展变化规律，不人为干涉，不人为阻扰，更不人为破坏，也就是《史记 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司马迁的思想中蕴涵着许多先进理念。

其一，重视经济社会各大部类的协调发展，主张农工商虞并重，反对厚此薄彼。他认为要想经济发展，就必须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善因利导”，让社会各项各业都能发挥应有作用。他引用《周书》“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粮食、器物、财货）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强调指出：“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大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10]的确，农工商虞与物质生产密切相关，与商品流通密切相关，社会成员“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管理者只有做到“善因利导”，才能保证社会经济持续进步，这一道理即便到了今天也依然相同。

其二，重视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主张政府应鼓励支持其健康发展。马克思曾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昔尼克派，它随时准备不仅用自己的灵魂而且用自己的肉体去同任何别的商品交换，哪怕这个商品生得比马立托斯还丑。”[11]p102司马迁赞许商品经济和商品竞争，认为优胜劣汰是自然的过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他在《货殖列传》中借助白圭之口指出，商品竞争必须具备“智、勇、仁、强”四种素质。他反对逆自然而动的“有所作为”，反对随意“整齐”、干预，反对人为改变商品经济自然运行轨迹。

其三，内涵的其他市场经济正确理念。1.必须善于把握时机，做到“乐观时变”、“取予以时”。2.精于成本利润计算和谋划，“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富者必用奇胜”。3.“货币欲其行如流水”，让资金在运作中不断增值。4.注意保持一定数量的货币资本。5.正确认识消费对生产的积极作用，提倡在能力允许的前提下自由消费。

梁启超曾说：“《史记·货殖传》，私谓与西士所说（指亚当·斯密《国富论》）有若符合。苟昌明其义而申理其业，中国商务可以起衰。前哲精义，千年湮没，致可悼也。”可见，司马迁的经管思想，蕴涵了近代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管理的基本思想，若不是古代封建专制制度的扼杀、不是近代统治阶级的浑浑噩噩，中国至迟从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就应该蓬勃发展，到近代市场经济就应该完全建立。不过，正所谓“亡羊补牢，尚不为晚。”今天，当我国作为后发国家致力于市场经济的构建时，吸收和借鉴一切好的思想与先进经验。从此角度讲，司马迁的“善因论”，完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可以给我们带来深刻启示。

第一，我们常说“宏观调控”、“微观指导”，但如何调控、怎样指导？二者的边界和尺度又在哪里？恐怕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许多时候是不甚了了的，因此就反反复复出现“一放就乱，一抓就死”局面。是中国不适宜市场经济、中国人不懂市场经济，还是不会搞、不能搞市场经济？应该说都不是。原因之一恐怕还在于计划经济思维的长期残留以及“GDP考核”下“有形之手”太想“有为”。于是，该“因之”的不“因之”，该“利导”的不“利导”，该“教诲”的不“教诲”，该“整齐”的不“整齐”，而最不可取的“与民争”却表现活跃积极。事实证明，这样是搞不好市场经济的。正确的做法应如“善因论”那样，该“因之”的“因之”；该“利导”的“利导”；该“教诲”的“教诲”；该“整齐”的坚决“整齐”；彻底摈弃“最下者与民争”。

第二，“发展才是硬道理。”[12]p377但如何发展？靠谁发展？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应该说，这个重大问题至今解决的并不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蛋糕”的确越做越大，但社会财富的分配却严重不公，除了贫富分化极其惊人外，国家财政增长迅猛，而基本群众的收入却增长缓慢，地方政府因“缺钱”大搞“土地财政”，以致楼价飞涨成了“世界之最”，普通群众倾其全家几十年积蓄也无法实现安居梦想，根本无力正常消费，从而又导致长期“内需不振”。显然，这与发展目的背道而驰，也与和谐社会的要求大相径庭。因此，政府必须学会“善因利导”，通过合理制订政策不断改革，让广大人民群众从发展中得到实惠，敢于消费，放心消费，这样才能真正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热情和创造热情，进而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

第三，商品经济从本质上讲是“竞争经济”，离开了自由平等的竞争条件，就等于扼杀了其生命。这一点，司马迁当年就已洞悉，因此他坚决主张无论是宏观管理还是微观指导都应该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现阶段我国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中小企业已成为创造财税、吸纳就业、稳定社会的重要力量，但却很难得到国家金融政策的有力支持，无法随时获得银行贷款，不得不转而求助高利贷，致使早已基本消失的高利贷死灰复燃大行其道，许多中小企业“饮鸩止渴”的结果，要么倒闭，要么勉强支撑岌岌可危；可另一方面，国有垄断企业却凭借国家政策、资金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有力支持和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心安理得地享受“超国民待遇”，不仅如此，他们中的有些还放弃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巨额投资一些本不该投资的领域。“善因论”启示我们，政府应顺应市场经济规律，通过政策、信贷、税收等杠杆，“利导”所有企业在市场经济规则下去平等竞争、自由发展，而不是放任垄断企业“一枝独秀”。

第四，“善因论”提倡自由放任经济，即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对国民经济过多干预和控制，但这并等于说司马迁主张国家放弃应该承担的责任，并非一味听任民间经济无序运行，而是主张审时度势，善于“通”、“变”，即“因时”、“顺势”制订政策加以引导指导。《史记·平准书》说，治国之道应“一质一文，始终之变也。”若太平盛世则“因之利导”，上“无为”而下有为；若“事变故而亦反是”，就必须加强宏观控制与管理。“因之”与“通变”相辅相成，不能孤立与绝对，该“因之”的必须“因之”，该“通变”的一定要及时的坚决的“通变”，否则，经济运行就必然受到影响，这也是其带给我们的又一深刻启示。

综上所述，司马迁的经管思想虽然产生于农耕经济时代，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印迹，不可能在今天纹丝不动地“依样画瓢”。但是，因其思想精髓深刻而富有洞见、具有超越时空的效能，这一点，近代以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给出了清晰的证明。所以，我们除为我国古代能产生这样卓绝千古、精妙绝伦的伟大思想而骄傲自豪外，更应该取其精华吸收“养分”，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健康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管子·治国》.

[2]《论语·颜渊》.

[3]《荀子·富国篇》.

[4]《商君书·弱民》.

[5][6][7][8][9][10]《史记·货殖列传》.

[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