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早期的人本主义人学观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殊语境。这种人学观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必将导致它被马克思的科学人学观所替代。正确认识这一点，既是科学理解马克思人学观底蕴的需要，同时也为理论上澄清马克思人学观的真正面目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人本主义人学观 科学人学观 实践 马克思

近几年来，在关于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研究中，不少学者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文简称《手稿》）中的“类”概念，人的本质命题为其理论依据，推论出马克思所坚持的是人本主义人学观。这种理论实质上是对马克思早期文本的误读，是将马克思在特殊语境和理论视角下形成的命题的一种泛化。为此，文本尝试从对马克思早期人本主义人学观的成因考察出发，揭示出马克思科学人学观形成的必然性及底蕴，并阐明其理论意义。

马克思人本主义人学观的形成，直接起因于《莱茵报》时期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在这一人学观的理论建构中，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赫斯的经济异化学说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在理论逻辑上，人本主义人学观正好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合法性。

费尔巴哈对初入社会的马克思的影响是两重的，一是通过颠倒的方法，使马克思实现了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使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异化史观。这是影响马克思的深层理论逻辑。特别是“人类”概念，它不仅使马克思注重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而且也关注人与社会关系的探讨。马克思的社会概念实际上来源于费尔巴哈的人类概念。在《手稿》中，马克思也正是以此概念为出发点展开对社会主义的全面论证的。除此以外，马克思人本异化观的第三个逻辑构件人的本质异化的扬弃，向共产主义的“复归”也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如果说马克思人本主义人学观的理论形成主要受费尔巴哈的影响，那么，“在他思想发展上开始把经济领域作为直接注意对象的这个转变关头，则从赫斯那里吸取了所有重要的论点”[1]。经济异化的思想，明显地受到了赫斯的影响，在《手稿》的“共产主义”一节中，马克思自己也承认他对私有制的批判是得益于赫斯的。马克思将赫斯的经济异化理论，结合黑格尔的劳动学说，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这使黑格尔哲学历史观上的劳动概念具有了新的内涵。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人本主义人学观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语境。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人本主义人学观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理论矛盾，它的理论实质是一种隐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正因为如此，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马克思最终扬弃了这种人本主义人学观，建立了科学人学观。

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人学观的建构是和人本异化史观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前文已经提及，尽管马克思在早期以人本主义的逻辑思路为主线，但另一条从“市民社会”出发的逻辑也客观存在着，并与前一条思路形成潜在的对立。正由于理论自身的内在对立，理论与现实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为资产阶级说话的哲学话语体系既不可能真正寻找到无产阶级革命的依据，更不可能为无产阶级指出一条通向解放的道路。

正是由于理论自身的内在悖论，理论与现实的不可调和的矛盾，马克思最终扬弃了人本主义人学观。马克思走上了科学人学观的道路。而今天当一些学者重新以马克思早期的人本主义学命题作为自己的理论起点和重要理论依据时，不知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又走上了马克思已抛弃的老路上去了。

马克思人本主义人学观的消解是从1845年春天开始的。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逐渐意识到人本主义人学观的内在矛盾，认识到要改变人与物的颠倒关系必须废除私有财产，而“这种废除只有通过劳动本身才有可能，就是说，只有通过社会的物质活动才有可能，而决不能把它理解为用一种范畴代替另一种范畴”[2]。这种人学观解构的开始是马克思1845年春天写下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手稿。在书中，他指出：“谈论自由的、人的、社会的劳动，谈论没有私有财产的劳动是一种最大的误解。”同时，在对待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时，他不再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肯定其也是“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3]。在这样一种新的理论思路中，人类砸碎了自身的锁链，获得解放也就不再是一种“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应用，而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至此，马克思已经从新的理解视角来谈论人的问题，原来的那种人本主义人学观已经完全解构了。

马克思随后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二篇著作中对这个问题做出了科学的回答，它同时也标志着科学人学观的形成与确立。

首先，马克思在本体论意义上引入了“实践”范畴来确立人的本质，此处的“实践”是扬弃人本主义人学观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一个描述人与世界关系的范畴，它揭示出人与动物有本质区别。以实践作为人与动物的区别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除此之外，实践范畴使我们能够从实践的意义上去理解人的本质。它是马克思对原有的人本主义人学观的有意识的扬弃。

对人的实践本质的规定,只是从本体论角度区分了人与动物的质的差异。它以对人类历史的一般抽象体现出人类所有历史时期的本质特征。但如果马克思的科学人学观到此止步，它就无法达到对人的本质分析的具体化，正是基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六条明确提出了“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这个命题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角度提出的，它是对人的实践本质命题的具体化。这个命题的提出，使马克思对于人的理解真实地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和具体的社会关系中,不仅超越了人本主义的人学观,同时也为马克思的科学批判理论提供了生长点。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为了使人获得解放，就必须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

透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命题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科学人学观的最终形成与确立。它的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人本主义者关于人的本质的命题所无法比拟的。

马克思的科学人学观不仅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底蕴：

第一，科学人学观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将人置于历史视域中，这是与以往人本主义人学观最大的区别。以往的人本主义人学观都是从人的本性出发，把人的本性归结为理智或情感。事实上，由于人在本质上是先生成性的历史存在，人性结构本身及它的表现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人性、人的本质、人的需要只有置于历史的境遇中才可能得到科学的说明。马克思早期人本主义人学观的失误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的人学观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变革。他通过引入实践（生产）范畴奠定了唯物主义的基础。

第二，提出了衡量人的主体地位的科学尺度。马克思此时在对共产主义进行科学论证基础上提供了一个新的尺度：自主活动。应该说这是马克思提出的衡量人的主体地位的一个终极性的指标。但此时我们应当更为关注的是，马克思并没有以此为标准对各种社会形态进行简单地评头论足，而是将未来状态与现实状态进行了科学区分。

第三，提出了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在科学人学观中，马克思始终把人类的最终解放——共产主义作为其理论指归。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类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并且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

理清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对人学问题的不同论述，正确地认识早期人本主义人学观与成熟时期的科学人学观之间的关系，对于划清马克思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界限，回击目前理论界涌动的“人学马克思”思潮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4]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