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左传》中的郑庄公是一个有为、有德、有情的诸侯君主，郑国在春秋初期能够获得发展、壮大，离不开庄公的努力，故而，《左传》作者对庄公抱持着基本肯定的态度。

【关键词】 《左传》 郑庄公 有为 有德 有情

郑庄公是春秋初期郑国的第三位国君，在位43年（公元前743年至公元前701年）。论者在评价庄公时，多有负面言论。如指责他对弟弟共叔段“不教而诛”，认为庄公和母亲姜氏“和好如初”是“伪善伪孝”[1]等等。总之，庄公多是以“老谋深算、奸诈狠毒、伪善伪孝的奴隶主形象” [2]形象示人的。但通观《左传》，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郑国以一个三等公国的地位、庄公以一个伯爵的身份，其执政后期的22年（鲁隐公元年至鲁恒公十一年），却得以在《左传》中记事46条，其中记载详细的篇目有8篇。[3]其记事的数量、篇幅和详细略次于鲁国及其君主。如以上述论述考察，《左传》作者对郑国、庄公的态度似乎不符合“惩恶而劝善”的写作倾向性。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笔者以为，必须回归到对《左传》文本的研究，还原一个真实的庄公面目。

有为之君

由于史料记载的缺乏或语焉不详，我们无法完整勾勒出庄公长达43年的统治过程，但从《左传》所涉及的庄公22年执政历史的记载中，我们仍可以整理出庄公治国理政的大致面貌。郑庄公在位期间，郑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外部居于四战之地，环处诸候国包围之中；内部立国未久，还要排除弟弟段篡国称君野心的挑战。面对复杂的形势，郑庄公在祭仲等人的辅佐下，大力经营国家，用武于列国，拉开了春秋争霸的历史序幕，显现了杰出的治国理政才能。

其一，战略目标明确。郑国南靠蛮楚、北附强晋、西依东周，东邻卫、曹、宋、陈、蔡诸国。前三者都是郑国无法与之争锋的强国或宗主国，鉴于这种情况，郑庄公在平定内乱，稳住阵脚的基础上，确定了向东发展的战略目标。由于宋国国大爵尊，在东方小国中又有号召力，因而成为郑国的主要攻击对象。22年间，郑与宋及其他东方诸国之间多次发生战争。在这些战争中，郑国攻城掠地，极大地提升了软、硬实力，拓展了生存空间，并先后和齐、鲁、陈、宋、卫等国结盟，俨然成为春秋初期和诸侯大国平起平坐的霸主之一。

其二，政治谋略得当。庄公是一位具备高超的政治眼光和谋略能力的领导人。总结庄公的谋霸策略，主要是“假命天子，远交近攻”。他利用担任周王室“卿士”的便利，采取又拉又打的策略，借助周王室的余威为己所用。一方面注意树立周王室的权威，借力谋求发展。如隐公元年以王师、虢师伐卫，隐公五年以王师、邾人伐宋，隐公九年讨“宋公不王”，隐公十年讨郕人“违王命”，隐公十一年讨“许不共”，在战争中消弱强敌，肃清周边。一方面则对周王采取的防范措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如隐公三年，周郑交恶，庄公派兵取“温之麦”和“成周之禾”；桓公五年，“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并率军击溃周王带领的联军，射伤王肩。在和周王室的斗争中，庄公软硬兼施，维持着双方微妙的平衡，有效维护了郑国的利益。对于其他诸侯国，庄公则根据郑国的战略目标，分别采取了拉拢、分化、打击的远交近攻策略。位于东方诸国北部的强齐，是庄公拉拢的主要目标，隐公三年，庄公即与其结盟，致使诸国始终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限制了它们的战争能力；对于诸国的主要盟友、原来“怨郑”的鲁国，庄公则利用双方的矛盾，先与鲁“渝平”（和而不盟），后与鲁结盟，并一起征伐宋国；对于东方诸国联盟，庄公以战争打击为手段，辅之以培植反对势力、主动示好、联姻等分化策略，先后与陈、卫结盟，与蔡侯会于邓，并利用宋国内乱，扶持公子冯即位，从根本上瓦解了诸国联盟。

其三，军事才能突出。庄公除具备杰出的政治领导能力外，还具备突出的军事才能。《左传》共记载庄公时期的战争23次，在这些战争中，郑国鲜有败绩。从比较著名的几次战役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庄公高超的指挥作战艺术。如隐公九年，庄公设伏诈败，“衷戎师，前后击之，尽殪”，全歼了北戎军队。隐公十年，利用宋、卫、蔡之间矛盾，合围三国入郑军队，“克之，取三师焉。”桓公五年，采取“鱼丽”阵大破伐郑联军，“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当然，庄公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也是和他从谏如流的品格分不开的。如上述隐公九年及桓公五年的战争，就是分别接受了公子突、公子子元的正确建议而取得了胜利。

客观地讲，郑以茸尔小国，能在春秋列强势力的缝隙中顽强地生存下来，成为东周初期崭露头角的诸侯国，并呈现出蒸蒸日上之势，其功劳应该归于庄公。正如高士奇所言，庄公乃“春秋诸侯中枭雄之姿也”。[4]比较庄公去世以后郑国江河日下的状况，我们更能理解庄公在郑国发展壮大过程中的特殊作用。这也是《左传》作者在史册上给他留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所在。

《左传》作者是以时代的政治标准——“礼”来衡量人物行为举止的得当和过失的，大凡言行符合“礼”的就是好人，违反“礼”的就是坏人。作者总是或直接评论，或借人物之口，或用“春秋笔法”对人物进行道德评价。以此观之，庄公应称为有德之人。

庄公的德主要表现在守“礼”上。由于周王执意要任用虢公，以消弱庄公在周王朝的执政权力，周王和庄公自隐公三年起即处于交恶状况。但隐公六年，“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体现了谦谦君子的风范。本来这是双方改善关系的一个良机，但由于“王不礼焉”，双方不欢而散。即便如此，隐公八年，“庄公以齐人朝王”，仍不因为虢公得政而背叛周王。直到桓公五年，双方兵戎相见，庄公还阻止了祝聃追击周王的请求，并“使祭足劳王，且问左右”。对周王如此，对其他结盟诸侯，庄公也多以“礼”待之。隐公十年，庄公联合鲁、齐伐宋，主动将郑师占领的“郜”、“防”二地让给鲁国。隐公十一年，庄公联合鲁、齐伐许，逐许庄公，却不灭许国，还派遣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左传》作者对这两件事分别给予了“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矣”、“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的高度评价。虽然庄公执礼于周王及其他诸侯，有其利用、拉拢之意，但比较同时期的其他国君动辄“不王”、“不共”的做派，庄公实在是高出一截。

论及庄公的德，就不得不面对他的一些权谋和心术。郑国要在春秋初期的险恶环境中生存、发展下去，作为领导核心的庄公，为巩固权力，排除国际国内的一些干扰因素，除了要有不屈不饶的意志，还要具备高超的斗争艺术。正如孙绿怡女士在论及春秋后期郑国的辅政大臣子产时所说的：“子产大公无私、刚直不阿，但是险恶的政治生活还需要他善于使用策略和权谋，只要‘谋不失利，以卫社稷’，并不排斥阴谋手段。” [5]这一论述基本上符合《左传》作者对权谋的态度，当然也应适用于庄公身上。

庄公对其母亲姜氏的态度最能体现这一评价。因为“庄公寤生，惊姜氏”，所以一出生就被姜氏所讨厌，且姜氏多次向丈夫请求改立段为太子，只是由于郑武公的反对，才未成功。应该承认，庄公和偏私任性的母亲是存在着很深的积怨的，加之母亲帮助弟弟反叛，所以庄公在平息段的叛乱后，“遂置姜氏于城颖，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反应非常过激。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庄公的最初做法符合人在临大事时的激情反应，但可贵的是，“庄公虽失之于初，孝心不忘”，立即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所以颖考叔才能“感而通之”，“爱其母，施及庄公”，实现了母子“隧而相见”、“和好如初”的团圆结局。

或曰，如何解释庄公对弟弟共叔段的“不教而诛”？考察历史，我们得知，春秋战国是一个一切固有的政治准则、制度，道德、伦理观念都在新的形势下接受检验的特殊时期，在这样一个乱世，贵族统治阶级内部的争夺、篡权、复辟的阴谋活动繁复而猖獗。庄公和共叔段之间的矛盾争斗，只是这一时期常态化事件中的一个，但又有其特殊原因。由于母亲姜氏在对两个儿子感情付出上的厚此薄彼，我们可以合理推论，兄弟二人自小就可能感情不合，庄公又该如何教育引导共叔段这个宠弟？换个角度讲，教育引导共叔段的主要责任在其父母，而不在其兄长。就在庄公即位的当年，姜氏为段争取“制”这个封地，庄公以虢叔依仗“制”地岩险而不修德的历史加以拒绝。杜预在集解庄公的反对意见时指出，这是由于“恐段复然，故开以佗邑”。也就是说，庄公在安排段的封地的时候，既有劝诫之心，又有防备之意，但最后出于照顾母亲的面子，仍封赏段以超过先王法度的京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段是在获封22年后才反叛的，也就是说，在这些年内，庄公并没有对段施加迫使他反叛的额外压力。最后段自绝郑国，出奔于共，纯属咎由自取，当然不是庄公愿意看到的结局，以致庄公在11年后仍发出了“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的感慨。对比庄公的几个儿子太子忽、公子突、公子子亹、公子婴之间因争夺王位，而致21年之间太子忽、公子子亹、公子婴相继暴毙的人伦惨剧，以及公子突逼死伯父原的残酷事实，还有诸侯国不断上演的类似悲剧，公正地讲，庄公在对待弟弟段的事情上，做到了有情、有义、有节。

要而言之，郑庄公在春秋初期的纷乱环境下，极大地发展壮大了郑国势力，留下了有为、有德、有情的良好风范，成为了《左传》作者笔下基本肯定的国君形象。

参考文献：

[1]杨金鼎主编.古文观止全译[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

[2]曲世积，何钦福，闵德毅.先秦史传文译释[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3]春秋左传集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本文所引《左传》记事均出自该书，以下注略）

[4][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孙绿怡.《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