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个人的命运和历史脉搏总是紧密相连，在20世纪初的三个奥地利人几乎同一时期出生，走的人生道路各不相同，但是都以自己的方式对20世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对这三个人命运的比较回顾，可以更加深化对当下的经济危机及其影响的思考。

第一个奥地利人1889年出生在奥地利茵河附近一个叫Braunau的一个小镇，他的名字叫阿道夫· 希特勒。在一战德国战败之后，以法国，英国为首的战胜国向德国索要巨额的战败赔偿。德国当时内忧外患，年轻的魏玛共和国刚刚成立，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凋敝，财政基本到了崩溃的边缘，出现了非常惊人的通货膨胀。法国因为德国迟延赔款，派出军队占领了德国工业的中心莱茵-鲁尔区，国内以希特勒为首的右翼势力利用当时人民的心理，迅速崛起。同一时期的民主派人士古斯塔夫·史特雷斯曼当选魏玛共和国的总理，他意识到这种政治上的危险，迅速扑灭种种极右翼、极左翼的骚乱，引入新货币，止住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经济形势，与法国等战胜国外交上斡旋，使法国从莱茵-鲁尔撤军，稳定了外交局面，形势迅速好转，于是产生了德国历史上黄金的20年代。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有运气不好的时候，古斯塔夫·史特雷斯曼1929年10月3日51岁早逝， 3个礼拜之后1929年10月29日美国华尔街的黑色星期五，德国经济因为美国企业投资刚见起色，立即又被拉入到20世纪最大的经济衰退。很多美国企业撤回资金，上千家德国企业倒闭，统计显示1929年冬天的时候德国失业人口达300万，1930年达500万，1932年德国37%的选民选了希特勒领导的NSDAP（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从此走上了极端主义的道路。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真正理解这个历史事件需要时间，我们也将要在未来几年面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重大变革。

欧洲的危机是双重的，也是最深不可测的，首先是所谓的“欧猪五国PIGS”(指portugal—葡萄牙、italy—意大利、ireland—爱尔兰、greece—希腊、spain—西班牙)长期以来积累的主权债务危机。现在西班牙的长期国债的利率是34%，也就是发行100块的国债，承诺还134块钱，别人还不买，这是一个恐怖的数字。因为国债的收益率越高，说明别人对这个国家越没有信心，这个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越高，别人对你没有信心不买你的国债，你就没有办法发新债还旧债，国家就会出现债务违约甚至破产。这样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欧洲交互买卖投资国债的，本来2008年来经营状况就不好的金融机构的倒闭，产生连锁反应，从而进一步影响实体经济。所以欧洲的经济危机是主权债务危机和银行业金融危机交互影响的双重危机，不可测因素最多。同时欧盟内部货币统一了，需要统一的货币政策，这必须要通过财政统一体来支撑，这个共同进退的财政统一体在短期内还不具备，所以不能一致地行动，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在准备修改欧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也就是修改欧盟的宪法。这是个欧盟国家的政治意愿与危机赛跑的过程，很可能出现非常戏剧性的局面。

20世纪初的奥地利真是天才辈出，第二个奥地利人1883年出生在奥地利的一个小城，此人天赋异秉，23岁时拿到维也纳大学的法学博士，然后在剑桥师从当时的古典经济学大师马歇尔，27岁的时候成为奥地利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29岁时发表《经济发展理论》，这个人就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约瑟夫·熊彼得。熊彼得在《经济发展理论》里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所谓“创造性破坏”就是在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发生后，创新者拥有一个可以带来盈利的产品，但是当这个产品或这类产品有利可图的时候，它自然会吸引新的模仿者一拥而上，然后该产品的利润就会下跌，变得无利可图。创新者必须再次创新，要不然就会被市场淘汰。通过这样一个创新和模仿的过程市场经济不断把老的、生产力低下的行业清除掉，然后把资源调配到新的、更有生产力的行业。这个资源的重新整合配置的过程产生经济的“景气循环”。也就是所谓的Boom-Bust（泡沫的形成和爆炸的不断交替循环）。 熊彼得揭示这个资本主义运行的基本规律对后世影响巨大。

从这个角度看，世界经济形势正处在深层次的变革之中，中国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讲，对这次经济危机的理解要放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观察，也就是2011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第一次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持平了，这意味着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变革，所以这次经济危机肯定不是偶然的。

熊彼得讲的创造性的摧毁在美国上演得最典型。美国经济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美国经历了一个去产业化的过程，也就是产业空心化，因为美国本土的工资福利不断上涨，美国制造商逐渐把产业生产活动转移到国外，而资本大规模向金融领域转移，制造业比重不断减少，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实体经济的问题现在又凸显出来，这次金融危机始于金融部门的危机，然后波及实体经济，现在实体经济方面的问题又回来影响金融部门和国家的财政部门。因为制造业的产能低，政府的税收收入也低，但是失业率升高的同时，社会福利的支出加大，财政赤字进一步增加，加剧美国本来已有的债务问题。所以美国的经济形势也是很严峻的。但是美国有所谓的铁三角，第一科技创新能力还是世界第一，第二美元是国际主导货币，还不起债，就可以使美元贬值，降低他的实际购买力。第三军事实力世界第一，最坏的结果还可以打。

中国在这次经济危机中何以自处呢？美国方面短期不会复苏，欧盟的危机有加剧的趋势，最新出炉的经济数据印证了这方面的担心，2011年第三季度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为0，另外中国长期以来进出口都是顺差，最新显示的数据是顺差的额度大幅减小。很明显在今后几年对外需方面不能做过多的指望， 而内需方面，我们正在调控房地产，基础设施的投资都在下降（高铁建设就是最好的例子），居民消费意愿的提高还有一个过程， 所以，今后几年中国的整体经济肯定不会出现2005年-2007年那样的增长。中国经济现在最难的地方是，同时需要面对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问题，政府刚刚降低了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也就是提高了货币总量，这是在刺激经济增长，保增长的同时必须继续调控房地产，房地产的泡沫又不能太快地破裂，需要慢慢地吸收，这需要政府非常细腻的宏观调控技巧。从长远看最重要的还是经济结构的改革，努力发展服务业，破除国有企业的垄断，增强经济的活力。

第三个奥地利人也很传奇，他和希特勒同年，1889年出生，甚至曾和希特勒是短暂的小学同学，和哈耶克是远方亲戚，他父亲是奥地利当时最富的几个人之一，父母都是银行家，大企业家族的，小时候家里经常有勃拉姆斯、马勒等音乐家去做客。这个人就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这个人后来师从罗素，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几个哲学家之一。

维特根斯坦秉承自康德以来德国哲学家对物我关系加以区分的传统，这一点区分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 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独立于意识的存在，对意识有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康德哲学的传统发展到维特根斯坦时，认为人的理性是有界限的。正如休谟总结的：理性是激情的奴隶。认为人在认知客观世界时必然掺杂主观因素的观点，被另一位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总结为认识的可错性并发展为批判理性主义的哲学流派，更主要的是错误的认识可以影响到观察者所处的环境，这就是所谓的反射性。这种反射性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所谓的反射环：参与者的看法影响事件的发展，事件的发展又对参与者的看法产生影响，影响是连续的和循环的。

我们刚才讲到熊彼得的景气循环的过程，反射性在这里有加速和放大的作用，在景气的时候，人们不断地被积极的经验证明自己的想法，然后人们的想法继续放大发展趋势，泡沫被越吹越大，从而产生产能过剩， 然后突然间可能一个偶然的突发事件（比如雷曼兄弟的破产）扭转人们的观念和信息，然后影响到现实的趋势，观念和趋势迅速不断交互加强放大产生恐慌，出现泡沫的破灭，这就是经济上的不景气。

现在我们又站在了经济危机的时刻，大的经济危机将会带来社会的变革，希特勒上台的故事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我们确实正身处一个动荡变革的年代。“欧猪五国”的政府都已经换届，法德两国政府正准备推动建立欧洲统一的财政政策，这需要修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的走向值得进一步关注，就在这个时候，美国也转型，称自己为太平洋国家，参加到与中国的地区势力影响争夺之中。整个国际政治局势也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在此背景之下，中国自身面临着如何避免经济硬着陆的问题，同时还要应对国际上的一系列挑战，2012年美国大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等事件都可能成为重要的拐点。

此外我们更要关注刚才我讲的人类理性的局限性，防止一些极端的有煽动性的思想的诱惑，批判的审视各种思潮，并且要利用对主观和客观世界的反射性的理解，这就是为什么信心在危机时代如此重要。

魏玛共和国时德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瓦尔特·哈特瑙尔（Walter Rathenau）说：“经济是我们的命运。”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哲学能帮助我们提高我们对人类经济行为的认识，从而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命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向积极方向改变我们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