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鸡娃”之风愈刮愈烈，当教育“内卷”如火如荼，被补课费压得喘不过气的父母面面相觑，被补习班占用了太多时间的学生有苦难言……教育改革迫在眉睫，“双减”出现正当其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为新时代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健康全面发展指明了新方向、提出了新要求。这一政策覆盖面广，切中肯綮，在短短半年时间，使得校外培训万亿市值灰飞烟灭，教育焦虑得到强力缓解。

“双减”正当时，陕西在行动。在这半年时间里，陕西教育工作者从政治高度认识和对待，从体制机制入手深化改革，聚力探索“双减”政策下如何聚焦课堂，切实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本刊编辑部将分两期，邀请教育专家、校长和一线教师围绕“双减”，探讨破立之间的教育智慧；挖掘各地市“双减”落地经验；碰撞“双减”下的教育思考，期望带给读者启发。让我们携手同行，共建陕西教育良好生态。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以下简称“两办”）出台“双减”政策，明面上是为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家庭经济负担，实则是为适应国家未来发展的人才培养扫清障碍。人才培养需要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基础保障。

本期特邀三位校长，期望通过他们的对谈，廓清读者对此项改革的认识，共同探索“双减”有效落地的实施路径。

特邀专家

焦爱茹：西安市未央区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中学教科研工作负责人、中学数学教研员，省市两级教育质量综合评价特聘专家，省级骨干教师培训特聘专家。

孟瑀：西安市凤景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正高级教师。全国中小学生阅读素养教育研究中心工作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人民政府督学，陕西省省级优课评审专家，陕西省基础教育委员会信息技术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学科带头人。

杨辉：西安市未央区西航三校校长。全国中小学督导评估专家、中国教育学会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第十届陕西省青联委员、第七届西安市青联常委、陕西省校本研修专家库成员、西安市督学、国家十三五规划课题“个性化作业设计与研究”项目总负责人。

“双减”是国之大计，国之大政

焦爱茹：上到国家领导人，下到平民百姓都意识到了人才问题的重要性、严峻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很多次。两办站在国家战略高度提出“双减”问题，我想请两位校长谈谈此项政策出台的初衷是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长远的影响又是什么。

杨辉：“教育评价改革”“五项管理”“课后服务”“双减”……近期教育政策密集出台。就“减负”而言，上世纪50年代教育部就曾发过一个文件。今天咱们在座的都是学校的管理者，相当长一个时期里面，我们要围绕“双减”政策来思考，去落实。它牵扯三个方面的问题：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现在我们的教育要考虑：学生的体质怎么样，学生的心理素质怎么样，综合素质怎么样；学校应该怎样作为，怎样去担当，等等。它是牵扯到国家未来人才战略的命题。

孟瑀：两办联合发文，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只有两个，一个是计划生育政策，第二个就是“双减”政策，可见党和政府对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重视程度之高。这是国之大计，国之大政。我经常问我们学校老师一句话：我们教育学生，肯定是先关注分数。为了这个分数，你让他们机械地、重复地、大量地练习，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将来可能成为你的女婿或者是儿媳妇，你对他（她）的首要要求会不会是学习好？老师都摇头呢。为啥？首先肯定会看他（她）有无责任心，尤其是当女婿的，情商要高，责任心要强，然后心理素质要好。学习好，是靠后排的。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中，中国学生遥遥领先世界其他国家学生的水平。但是我们学生的弱项也很明显，创新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很欠缺。未来社会，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机械重复的工作不靠人来做了，那么要人干什么？是创新。如果学生在校内不停地学习，学知识、记东西、答题，在校外又进入另一个地方，还是这样重复着，脑子里塞得满满当当，根本的睡眠都保证不了，他何谈有精力、有时间去思考、去动手、去创造？因此，“双减”政策是从社会长远的发展角度、从人才储备的战略高度去考虑的。

国家政策倒逼学校管理改革

杨辉：很多家长对“双减”政策的理解存在分歧。一部分家长高瞻远瞩，觉得国家政策是关心我们下一代的身心健康；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其中不乏一些老师或其他教育工作者，还停留在原来的固定思维上，这也是我们要重点考虑的一个方面。

焦爱茹：学生去补课，老师也有做不完的题。站在国家人才培养的战略高度看，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已经到了最紧迫的重要关头。二位作为基层学校的校长，你们认为政府应该从哪些方面努力去落实政策？

杨辉：无外乎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学校如何看待；二是家长如何看待；三是学生如何看待；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整个社会如何看待。关于“双减”文件发了很多，作为学校来讲，我们能感受到，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到教育部，到省教育厅，再到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都在积极落实“五项管理”，实施“三个课堂”，开展课后服务，真正把孩子从原来那种疲惫的、内卷式的、剧场效应模式的状态，逐渐拉回到符合教育、符合教育生态的轨道上来。从政策上来讲，基本做到了“三管”——管好学校的教育秩序、管好我们的教育评价、管好校外培训机构。

孟瑀：9月份开学，政策要求学校严格实行“5+2”课后服务，就是给“双减”配套的一个政策，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学校以前的教科研活动、会议、政治学习等，都是安排在学生离校后进行。但“5+2”后，学校安排什么时间搞教研活动？什么时间进行全校的工作总结？什么时间进行教师培训？什么时间召开班主任工作会议？这是对时间的安排变化，其实是倒逼学校进行管理改革。

焦爱茹：谈到这，“双减”政策落实层面在学校，在学校方案的制订上、全员育人观的建立上、学生个性特长发展上，那么在课后服务、作业统筹等方面，两位有什么好的经验？

孟瑀：我们在进行“5+2”课后服务的一个月里发现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我们管理的人员需要拿着课表去查课，一个年级一张课表地去查，老师到底上的是什么课？是否将这个课落到了实处。第二，语文老师辅导语文是行家里手，但是上兴趣课时就不太专业，但学校专业课教师少，语数老师都得参与。10月份，我们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全校用一张课表，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语数老师就上课业辅导，其他学科老师来上社团课，老师不足，我们就引进校外的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现在，我们学校有40个社团。音乐、体育、美术、科学、思维训练等全面开花。从作业管理上，我们举办了教师作业设计大赛，制订作业公示制度，每一周的学生作业老师们在一起商量，严格控制作业量，然后由教导处审核。只有这样才能减量增质。

焦爱茹：刚才您说开了40个社团，学校空间的合理利用是一个难点，是按年级分段进行还是怎么样？兴趣班怎么开设？

孟瑀：现在全校学生都参加了“课后服务”。我们没按年级划分，1—6年级可以参加同一个社团，社团人数被限制在36个以内，编排时首先考虑校内社团，老师选用校内的老师，场地用的是教室，如合唱就在音乐教室，舞蹈就在舞蹈教室，活动时间为一小时。对于如跆拳道、棋类等校内无专业老师的社团，则引进有资质的校外非学科培训机构，一二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

焦爱茹：还有一个问题，学生都是背着书包的，我的东西都在教室放着，当其作为专用教室时，我的东西怎么办？

杨辉：一般需要自己带走，现在教室交叉使用是常态。

焦爱茹：很多高中即将实施走班制，小学的这个课后服务样态，很有借鉴意义。

杨辉：我们学校在落实“双减”、推进课后服务的政策宣讲上，要求达到三个共识。首先学校和老师要达成落实课后服务课程开设的共识。课程主体要靠老师去实施，老师对政策的把握及其参与程度，决定了课后服务的质量。这种共识达成了，课程开设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师资基础。其次是师生达成共识，学校丰富多彩的课后服务课程要让孩子知道，在基于他们的兴趣爱好和自愿选择的基础上，引导孩子积极选择自己钟爱的项目。最后是家校共识。推进课后服务，家长也要“热”起来。这三个共识是我们做好课后服务的三个基础。

孟瑀：解决思想问题，关键是要保证课后服务质量，家长看到孩子在学校参加完课后服务，是真的形成了某种特长，发展了某种兴趣爱好，作业也能在学校高质量完成，回家后有充分的时间休息，家校就和谐了。

“减”与“加”的能量守恒定律

杨辉：评价课后服务做得好不好，我们衡量的第一个标准就是看孩子喜不喜欢。

焦爱茹：自主选课，就是我有多少课，我列到这儿，你对哪个感兴趣，你来选。还有报课制，就是学生感兴趣的这里面没有，那就要学生按兴趣先报课，学校进行归类，然后组织教师来挖掘形成这样的课。

孟瑀：我们是智慧选课，通过“钉钉”平台选课，我的校队就是第一波被抢的，想报的人很多。第一波没抢上，第二波报的就是其他专业老师带的，第三波是引进的。

杨辉：在这个方面呢，文件要求是很明确的。像孟校长的学校课程40多种，我们现在的资源课程达到72种，分六大板块：体质健康类、文学素养类、艺术特长类、综合实践类、劳动技能类等，每个板块都有二级板块。比如体质健康这块，校园的角角落落都有各种运动的主题，真正让孩子参与其中，我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走到孩子面前，摸一下他的后脑勺，如果出汗了，热气腾腾的，那孩子的运动量肯定就没有问题了。

在选课的板块上，其实也体现了学校的管理智慧。校级社团申报选择是双向的，合理编班。除此之外，我们也引进了社会第三方。每周周三是学校的无作业日，我们把这一块儿全部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第三方机构。这一天学校以年级为单位创设一些活动，一年级书法练习，二年级国学素养，三年级科技创新，四年级体育锻炼等，把主题给大家，这样就确保我们的孩子从一至六年级“五育并举”。这种安排反响越来越好。而且这天的时间可以把老师集中起来开展培训、会议、教研之类的活动。

焦爱茹：这里有一个问题：有些老师跟我说，中学不比小学，科目多，每周要开很多会，一科几分钟就是几十分钟，而现在就这一点儿时间，每天的科目还不一样。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杨辉：中学的压力相对小学来说大一些，想要解决就要综合施策，首先要改变理念。从来没有以文件的形式对我们的作业作如此细致的规定，包括作业的完成时间、布置形式等，这足以说明政策考虑之细，就怕我们执行起来笼统模糊。

作业少了，大家会担心教育教学质量滑坡，那我们就要把这些问题考虑进去，作为教育研讨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教师要改变自己原有的备课方式、教学方式，调整分配课堂教学时间；孩子的作业习惯和方式也得进行调整。我们搞了一个三级公示，一级是班级公示，固定一个作业公示栏，公示科目、内容和完成时间。在科目里面，我们要求分层作业。二级是组内公示，作业完成了，分享出来，教研主任来把控。我们一二年级没有书面作业，3—6年级作业总量完成时长不能超过一个小时，其中由教研主任进行整体调控，今天这科多一点，那明天另一科就可以加大一些。第三个公示是校级平台公示。我们学校的主管领导要及时掌握每一个年级、每一个班级作业的完成时间和质量，不能出现两极分化。“减负”不能以降低质量为代价。按照能量守恒定律，减了负却要保质量，肯定有地方需要加能，加什么？那一定是在老师的备、教、研方面加能量，从学生的身上挖掘潜力：良好的作业习惯、知识的快速高效巩固等。

孟瑀：我觉得可以把作业的统筹管理权力下放到年级，由备课组长把作业统筹好后上传平台，这样就能给教研活动留些时间，既做到了公示，教导处也能进行审核。实际运行中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学得慢的孩子拖沓，老写不完怎么办？特别快的孩子，他早早写完了又该干啥？把这个权力全下放到年级组去，年级组一起想办法。学有余力的孩子可以自由支配剩余时间，看课外书、画画，甚至到操场去进行体育活动；个别孩子写不完，就需要老师进行一对一辅导，若下课了还没写完，那么老师可以通过编排座位，把这几个孩子相对集中起来，不管哪科老师来上辅导课，可以重点关注他们使其不掉队。

杨辉：当然，在此过程中，家长也要更新自身对作业的理解，作业并不是原来那种简单地、机械地完成书面作业，还有阅读作业、实践作业、综合作业等。

考试不等于评价，减负要提质

焦爱茹：现在不让周考月考了，很多老师会担心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那么如何解决老师的疑虑呢？

杨辉：想要破解这个问题，就要科学理解考试这个词。很多老师觉得没有了考试，相当于没有一个抓手去衡量自己的教学成绩，家长心里也没有底儿了。这些都是狭义地、通过分数单方面评定学生的考试。现在，政策要求减少考试次数，低年级取消考试，在评价的时候，我们不再以单一的分数裹挟教育。现在的“考试”还包括资源评价、综合评价、增值评价等。

孟瑀：有研究表明，老师上课所关注的和学生以后的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老师上课如果只关注课本内容，学生便只会学到这一堂课的知识；老师如果关注的是方法导学，学生就掌握了方法、技能；老师如果关注的是综合素养的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就能得到发展，创新意识就会增强。从这个角度再看，就是杨校长提到的考试和评价是不能画等号的，我们不能将考试代替为对一个人的全面评价。

焦爱茹：教学有两次传递，第一次是由教师传递到学生，第二次是学生由外部接收传递到内部消化吸收，减负要提质，关键在于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特别要关注信息的第二次传递。

孟瑀：这就说到了如何合理安排课堂的45分钟。我们学校给老师介绍了一些如佐藤学等学者的著作，还有北师大的一个思维训练课，用于提升师生的学习力，训练学生的判断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等，各教研组开展了如思维导图使用比赛等序列活动，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学生推到课堂的舞台中央。

杨辉：高质量课堂教学最终要落实到孩子们的感受、对知识的掌握、综合素养的提升等。我们学校以课标研读为抓手，抓重难点的结构分析，抓全学段全学科的教学分析，不再局限于某一个年级，而是基于大学科大单元，成系统的一种教研分析。我们要求一年级的老师要把六年的教材研读一遍，六年级的学生也要知晓初中年级相应的学科标准。这样，效率从一开始就产生了。第二个就是发挥团队力量，集体备课，进而自主备课，组内互相听评课已成常态。第三个是要反映在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的完成。“满堂灌”一定要转变为学生自主学习。考试评审无非三个方面，学习的过程、学习的结果、结果的运用，我们就是要基于这三方面的考量来评价课堂。

学生减负，老师也要减负

焦爱茹：未央区教育局提供给我一项数据，通过这几个月的努力，课后服务学校完成率是100%，教师参与率达到95%以上。面对如此高的教师参与率，学校如何做到让老师也减负？

孟瑀：从“双减”政策出台，包括“五项管理”等，我们就开始学习，让老师站在为国育人、为党育才的高度认识这个事情，因此我们的课后服务方案出来后，大家都是积极地、主动地去承担。我觉得作为管理者，要把温暖、关心传递给老师，在给学生减负的同时，也要考虑到给老师减负。比如弹性下班，老师完成当天的教育教学任务后，是可以提早离校的。这样他有时间能处理好家里的事情，然后全身心投入到课后服务时间里，保证课后服务质量。还有老师的待遇问题，我们现在收取的费用是每生一个月140元，90%用于老师课时费的支出，遵循的原则是一线老师拿最多。后勤人员其实也很忙，但是他们只能拿到一线老师的70%。从这些细节照顾老师，尽最大能力给老师减负，让老师在课后服务实施后，有一定的时间照顾孩子、照顾家庭，我觉得这是一个支撑点。还有一点，我们坚持党团员带头。这些对老师的关心关爱，适当引领等综合因素，让老师感受到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是内心是温暖的。

杨辉：只给老师讲情怀是走不远的，一定要给老师提供切实帮助。这学期，我们引进了数字博物馆的课程，聘请专家辅导和培训对此有意向的老师。通过教学技能培训，老师可能因此爱上此项学科，假以时日，其在学科教学方面也会有所成长，有所成就。刚才孟校长讲到老师的课时费，其比例我们要系统调整。这背后考验的是学校的科学管理水平，锻炼的是大家共识共赢的管理思维。

焦爱茹：给老师减负不是单靠一所学校就能解决的，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家长的认识亟需引导、改变

焦爱茹：学校做了这么多，家长能和我们达成共识吗？家长焦虑的是五天学校管了，周末孩子没人管了。

杨辉：我认为“双减”落地后，家庭教育有了四个“增”：增加了亲子关系的亲密度；增加了亲子阅读的饱和度；增加了日常生活的体验度；增加了学生素质能力的感受度。这四个方面有效减少了家长经济负担、思想负担，缓解了家长的教育焦虑。

焦爱茹：您说的是乐观的一面。上海某中学初一年级有家长要求取消月考，学校真的取消后，导致另一批家长激烈反对，两派对立尖锐。

杨辉：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辩证的世界。中学的学业压力、升学压力都会大一些，面对中考，中学的校长、老师和家长更在意孩子的成绩。但是基于目前的情况，也要理性看待。在新时代教育评价政策的引导下，国家就基础教育设立了实验区，高考改革、中考改革正在摸索。但明显的是，中考加强了体育成绩比重，强调学生的综合素质，注重学生的综合实践、综合体验，作为命题标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变化宣传不到位，家长不了解。

孟瑀：大部分家长对中高考的观念还停留在以前。

杨辉：我们要考虑家长的感受，更要倾听孩子的声音，看看孩子们如何评价考试，怎样评价补课，怎样看待“双减”政策。这可能会让家长转变更快。

孟瑀：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家长对孩子学业的过度关注也会发生变化。咱们不也说“头胎当熊猫养，二胎当猪养”？“双减”就是为养育三胎清障，是人口政策的配套组合。有数据表明，现在高中1/3的学生存在抑郁风险，这个数字很可怕。

杨辉：如果我们出一道选择题，你希望孩子具备怎样的品质和素质：分数、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等，我相信负责任的家长都会选择身心健康。

焦爱茹：“双减”政策施行以来，学生的睡眠质量得以保障，兴趣特长得到发展，家长的经济负担切实减轻，避免了我国教育被资本过度干预，全民对教育的焦虑均有所缓解。研究教学、提高课堂效率各校达成共识，学生学习力的培养成为关注焦点，学校主阵地地位得到巩固，全面发展的教育观正在逐步形成，教育高质量发展越来越成为可能，教育生态也越来越好。感谢大家的智慧碰撞。

（吕志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