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9日，经国务院同意，由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也被业内称作“减负三十条”。一系列措施的出台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大家普遍认为这些措施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具体的减负措施，要落到实处需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形成合力，才能使政策落地生根。

从作业源头上改革

在规范学校办学行为方面，“减负三十条”提出，作业难度水平不得超过课标要求，教师不得布置重复性和惩罚性作业，不得给家长布置作业或让家长代为评改作业。在家庭履行教育监护责任方面，要理性设置对孩子的期望值，鼓励孩子尽展其才，避免盲目攀比、跟风报班或请家教给孩子增加过重课外负担，有损孩子身心健康。

长期关注学生减负的陕西省政协委员、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区域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王越群，多次提出中小学减负提案。他建议，在作业布置办法上借鉴域外成功经验，由省市县各级教育部门统一要求，规定学生的家庭作业按班级全体任课教师统一布置作业，各学科教师协商布置家庭作业，用控制作业总量的办法，统一布置学生可承受的各科家庭作业。不仅如此，教育部门要坚决杜绝书商或出版商等各种劣质的教辅材料，杜绝学校为学生采购或推荐现成的书店出售的作业辅导材料，作业应该是老师原创命题。

陕西省旬阳县师训教研中心师训部主任李博建议，学校和教师要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要精心设计教学，优化课堂教学，在学科教研上下功夫。教师要精心设计练习，当堂作业，突破重难点；学校要加强课外作业管理，切实做好当日作业量平衡工作，做到适量有度；设计有针对性的作业，增强开放性和实践性；作业讲评与批改要及时高效。

走出“学校减、家长增”的怪圈

在“减负三十条”中，要求校外培训机构培训内容不得超出国家课程标准，严禁聘用在职中小学教师到培训机构任教，严禁将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招生入学挂钩，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20:30。同时地方各级政府要克服片面评价倾向，深化考试招生改革，开展减负督导检查。

“基础教育的压力来自高考评比压力的传递，对义务教育质量的评判也是以中考成绩为基准来评判的。”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胜利小学校长王卫国认为，压力传递到小学教育，家长大多理解为“素质教育搞得好，不如考试成绩考得高”，校长也是把教学成绩作为教师教育水平大加评说。久而久之，考试成绩高的学校四处宣扬，考试成绩差的老师只有默默加大学生作业量，以求与他人平起平坐。

受升学率影响，近年来中小学校外培训如火如荼，给中小学生增加了过重的课外负担。2018年是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频繁的一年，教育部等部门连续出台文件，重拳挥向非法校外培训机构，截至2018年12月30日共有2758个县（市、区）完成专项治理整改任务，占县（市、区）完成率93.08%;近27万所校外培训机构得到整改，整改完成率98.93%。

王越群教授认为，从教育行政和学校层面来说，要想减负就要坚决取消各种变相的小学生考试排名，不管是实质的还是表面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开展家校合作教育引导家长正确看待孩子的学习成绩，不能避免出现一方面学校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让学生少做作业，而另一方面家长又私自做主给孩子报各种课外学习辅导班、补课班，加重孩子负担，形成学生课业负担“学校减而家长增”的奇怪现象。

减负关键在落实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教育部到地方行政部门先后出台过成百上千的政策文件来解决减负这一老大难问题，减负却被人称“越减越重”，这次的结果又会如何呢？

对此，陕西省特级教师、中小学正高级教师杨永厚却并不乐观。他提出，减负几十年，学生负担过重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至今并未形成一个科学、公认、合理的解释，“病因”不明，何谈“治疗”？另外，减负问题治理为何收效甚微？是我们把脉不准，解决问题的思维、思路存在缺陷，还是所制定的政策措施不对症，或者是减负本身有了“抗药性”？这些问题值得思考。

“许多减负文件提出了不少解决的方法措施，可真正能够落细、落实、落地的有多少？如对学校提出的控制学生作业量，减少考试次数、评价学生等措施,教育主管部门建立了长效检查机制了吗？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整顿、规范性要求，谁去经常监督检查？对学生家长的要求，又靠谁去负责呢？”他担心，减负政策尽管设计很好,但在落实环节存在“真空地带”，始终未能真正落实。

“出台文件，发个通知是容易的，关键在于执行。”西安一小学家长杜先生认为，中小学生减负减而不止，原因涉及教育不均衡、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学校追逐名利等问题。但最根本的问题是执行落实，只有明确职责、督促检查、严格问责等才能将政策落到实处。

“中小学生减负问题很热,也很难。怎样使中小学生过重的负担真正减下来，让学生健康快乐地成长，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要走的路也很长。但我们更需要的是坚定、坚信和坚持。”杨永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