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身处的时代背景和人文环境是其绘画风格形成的主导因素，由于社会思潮、民族、阶级的审美理想的发展和制约，从而显示出风格的一致性，同一画家在不同时期的风格特征也是随时代变化的，沃尔夫林认为“主要把风格设想为一种表现，是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性格的表现，而且也是个人气质的表现”[2]，绘画风格的确立即是如此。正是有了自然科学的透视学、解剖学等技术的迅猛发展与人文思潮渗透交叉的宏观社会背景，才有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璀璨的时代和艺术先哲的光芒，造就了文艺复兴三杰独特迥异的艺术风格。达·芬奇的绘画风格以深厚的人文素养和严谨的造型见长，是时代以科学探索和真知灼见为其奠定了丰厚基础。在以人为本、爱与禁欲的思想洪流和基督教艺术的主流之下，铸就了米开朗基罗悲壮雄浑、气势磅礴的艺术风格的诞生。开放的时代奠定了拉斐尔的深厚学养和艺术积淀，成就了他作品典雅优美、神形兼备的风格。三位画家的特色互补，由探索实践而日臻成熟，推出了脍炙人口的《蒙娜丽莎》《创世纪》和《西斯廷圣母》等旷世精品。同时，他们的风格都包含了那个伟大时代的人文精神和审美内涵，共性形成的合力造就了艺术巨匠的时代，创造了西方艺术发展史上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