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秦派二胡”自创立至今已历经了近半个世纪，几代人的呕心沥血和辛勤耕耘才成就了今天这一独具秦地风韵的创作表演流派。而在众多“秦派二胡”艺术家之中，鲁日融先生可称得上是这一流派的开拓者和领路人。他将浓郁的秦地音乐文化融入到了现代二胡音乐创作中来，一系列作品的问世为“秦派二胡”音乐风格的形成和确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章旨在通过一系列分析和归纳，探究鲁日融音乐创作背后的思想倾向，挖掘其音乐作品的艺术特点，以便更为深入地了解“秦派二胡”的风格特点和人文内涵。

【关键词】 秦派二胡 鲁日融 音乐风格 音乐语词 理性

秦地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地处黄河中游，位于中国地理位置之中心，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与此同时，几千年的发展又使秦地内聚了浓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所谓“秦中自有帝王州”，周、秦、汉、唐等13个王朝曾在此建都，细想则有中华文字在此发明、礼乐制度在此修订，无数帝王在此登顶，万国使节来此朝拜……这一切无不彰显着秦地的庄重和霸气。人们身临其中，在街头巷尾唱秦腔……到处透着浓郁而淳朴的乡土气息与地域风情。中华民族的文化在这里发展，三秦乡土文化在此传承。而音乐——作为文化的载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尤为受益。纵观秦地音乐文化：长安鼓乐，碗碗腔，眉户，信天游等，音乐形式之丰富有目共睹。而这些音乐，又都不断地变化发展，并在风格上形成了鲜明而独特的秦地风韵。无数的“爱乐者”慕名前来并留在了这里，他们将自己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了秦地音乐文化的建设事业中，并为秦地音乐文化的传播和交流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有“领军人物”之称的当是西安音乐学院“秦派二胡”的创建人鲁日融先生。

鲁日融并非土生土长的陕西人。他1933年出生于湖北均县，1949年开始参与文艺工作，1951年考入西北艺术学院（西安音乐学院前身）学习二胡演奏，同时兼修作曲和指挥，从此便与三秦大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十分热爱这片黄土地的他，在学生时代便常下农村，身临其境地感受农民们的乡土生活。在这里，秦腔、眉户、碗碗腔、道情等这些极具秦风秦韵的音乐深深地吸引着他。毕业后他选择了留校工作，并开始从事二胡演奏专业教学和民族管弦乐队指挥工作。在农村体验生活的经历使他深刻感悟到了陕西民间音乐的魅力，并培养了他对民间音乐的理解能力和运用能力，加之他在专业音乐学院里的二胡演奏学习和作曲理论学习，同时还深受著名二胡作曲家刘天华音乐创作思想的影响，使得他萌发了将陕西地方音乐风格融入现代二胡作品创作的想法。这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设想，他做了并且成功了。

1958年，鲁日融的第一首具有秦地风韵的二胡曲《迷胡调》问世。“迷胡”是陕西关中地方广为流行的民间音乐，又叫“眉户”或“曲子”。这是一种既具有民歌因素又有戏曲特点的说唱音乐形式。在这首作品中，鲁日融选择了陕西东部二华流行的迷胡清唱曲中“剪剪华”、“慢西京”这两种节奏、旋律对比鲜明的迷胡曲为素材，并采用了复三段曲式结构编创而成。这样一种以采用民间曲调为基础，配以西方曲式结构的二胡曲一经创作就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中西音乐中之精华无不在此相得益彰。这一部作品的问世，可谓掀起了二胡音乐专业创作的新篇章。在此之后，鲁日融又相继创作了《秦腔主题随想曲》（同赵振霄合作）、《丰收道情》、《信天游》、《欢乐的秦川》、《曲江吟》等优秀的二胡作品。与此同时关铭、张怀德、吴桐等优秀的二胡音乐教育家、演奏家也加入到了二胡音乐的创作中来，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极具实力和创作力的陕西二胡作曲团队。在这些有志之士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既具极强的专业性，同时又充满了浓厚陕秦地域音乐特色的二胡音乐作品，并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二胡流派——“秦派二胡”风格。

风格是形成流派的必要因素之一。“音乐的风格，是一个时代，一种文化下的艺术家在音乐作品中所表现的主要的思想特点和艺术特点。”①但艺术风格往往具有变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正如塞内加②所说“风格并不是固定的模式，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风格，任何时候都是如此”。因此，风格多半与艺术家精神气质有关，作曲家个性因素在风格创作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一种流派的形成，其风格就需具有一种共性因素。这需要在个性创作中凝练出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艺术倾向、艺术风格，同时还要根据不同的器乐特性进行风格指导。因此，一种艺术流派的形成必然不会一蹴而就，这需要不断的探索和反思。明·凌蒙初曾经说过“自成一家之言，谓之本色”。③而“秦派二胡”正是经历了这样一段摸索和不断摸索的过程，最终“自成一家之言”，并使这样一种音乐流派不断走向成熟。而在这一过程中，鲁日融为“秦派二胡”音乐风格的奠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探究和总结鲁日融先生音乐创作上的思想倾向和艺术特点将对“秦派二胡”今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笔者自认无法穷尽鲁日融先生丰富且意蕴深刻的音乐创作思想，仅结合切身感悟和体会，发表些许拙见。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流信息的工具，它是区别人与动物的重要因素之一。语言还是一种文化的基础，而语词则是语言的必要组成部分，它是形成语言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语词的不同直接影响到语言的差别。因此语言语词又具有浓郁的地方性色彩以及疏别性征。

“语言语词与音乐语词都是人类文化符号，它以简洁的形式表现出文化的内容，反映民族文化的共同特征和发展特征。”④因此，音乐语词具有同语言语词同样的文化功能。即音乐语词一是可以作为人类在音乐领域创建的象征符号，因此它的形成可以促使一种音乐语言的产生，并具有典型的地方特色。再者，音乐语词的产生既可以作为传播音乐的载体，同时也可以传播音乐背后的文化。因此它又具有双重的功能性。三是音乐语词可以作为区别不同民族，不同音乐文化的基本标志。换句话说，它有利于地方性音乐的产生以及地方性音乐流派的产生。秦地二胡音乐艺术要“自成一家”，那么二胡音乐作品中就需要具有秦地特色的“音乐语词”的出现。由此形成的“秦派二胡”音乐语言才会具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因为这将会符合秦地具有的共性的文化特点并符合三秦广大受众的审美需求。在笔者看来，鲁日融先生为“秦派二胡”艺术创作所作出的贡献第一点就在于他发现了形成“秦派二胡”音乐语言的重要性。

在上世纪60年代，年仅25岁的鲁日融就曾表示音乐创作“必须走自己的路，突出陕西地方特色，才能立足陕西走向世界”。⑤这等豪言壮志可不是空穴来风。他早在上学期间就已认识到“任何一门音乐表演艺术的兴旺、成熟，总是以创作为其轴心和根本标志”，⑥因此他在学习二胡演奏的同时，兼修音乐作曲理论，并励志要像刘天华一样，为中国民族器乐艺术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与此同时，学生时代走街串巷、深入农村的采风生活使他积累了许许多多来自陕秦民间的音乐素材。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鲁日融先生逐渐意识到发展民族音乐首先要使音乐具有民族音乐特色，要扎根于民族音乐文化传统。于是这又促使他更加深入地挖掘陕秦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寻找既体现秦地音乐风格共性又适合于二胡这一弓弦乐器演奏的“音乐语词”。

鲁日融先生在其《“秦派二胡”及其风格技法》一文中表示：“音阶是构成调式和风格的重要因素。研究音阶对乐曲调式和风格的掌握极有裨益。”音阶作为“音乐语言”的基本“语词”在鲁日融先生的音乐创作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不断研究过程中逐渐意识到陕西乃至山西、甘肃、宁夏等地的戏曲、民歌中有一种特殊的音阶，这种音阶不同于西方的十二平均律，它的半音音程在“si”“fa”二音上分别于其上行二度音“do”和下行二度音“mi”构成不均等的小二度音程。这是一种极具陕秦民族民间音乐特点的音乐“语词”，由此二音加入形成的两种调式音阶（“欢音”音阶和“苦音”音阶）鲜明地区别于西方大小调和十二平均律体系。与此同时，音阶中对骨干音的强调也与众不同。运用这一音阶创作的民间音乐能够充分体现“秦声激越，哀怨盈耳”、“梵音激楚，热耳酸心”的秦地音乐风格。这一切对鲁日融来说是不同寻常的。对秦地民间音乐诸如碗碗腔、秦腔、信天游、迷胡等音乐形式驾轻就熟的他很快意识到这样一种音阶调式极具陕秦地域共性和别于其他地区的特性，很快他便尝试将其作为一种秦地二胡音乐“语词”在其创作中使用，并一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在《迷胡调》中充分运用了“欢音音阶”和“苦音音阶”表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音乐情感，特性音与骨干音在音乐中起到了定立音乐基调的关键作用。因此鲁日融先生的《迷胡调》不仅是运用二胡表现秦地音乐文化的“开山之作”，同时它还促使了“秦派二胡”音乐“语词”的形成，并为“秦派二胡”音乐语言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些，无不是鲁日融先生无数个日日夜夜艰辛探索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说鲁日融先生为“秦派二胡“的音乐语词观的形成和发展定立了方向，无愧为“秦派二胡”第一人的称号！

将理性精神融入“秦派二胡”创作

理性精神是西方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艾格布雷西特曾经将西方音乐的形成和发展归功于理性。理性从广义上讲是逻辑性与自由性的辩证统一。而音乐中理性精神主要表现为通过作曲实践和音乐理论研究将用音乐语言表现人的主观情感成为可能。而在西方音乐的诸多理性成果之中，最具普适性的大概要算西方音乐作曲理论了。上世纪初，中国音乐界兴起了“西学”的风潮，大批音乐家远赴他乡，留学国外。他们本着振兴华乐的艺术思想，向中国引进了大量有关西方音乐作曲技法的理论，改革中华国乐。他们亲身实践，运用西方曲式和声理论创作了大量的具有鲜明中国音乐特色的艺术音乐。20世纪初学堂乐歌的出现可谓打响了音乐改革的第一枪。

在我国民族音乐改革过程中，吸收西方理性因素成果并应用于二胡音乐事业发展的第一人莫过于刘天华。他最突出的贡献之一便是对二胡音乐创作的改革和创新。他的音乐创作不是闭门造车，也不是盲目的“拿来主义”，而是有选择地将中西因素相融合。他的二胡独奏曲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同时又不失时代精神，用鲁日融先生的话说“是集民族风格和时代精神于一身，融传统奏法和创新技巧于一身，达到了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统一”。他的《光明行》就是一首采用西方大小调式表现乐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的音乐作品。而这一切无不归功于理性精神之引导。刘天华先生在二胡创作中所体现出的理性精神极大地影响到了青年时期的鲁日融。在理性精神的关照下，借鉴、吸收、融合和创新成为了鲁日融在发展“秦派二胡”过程中的又一方向标。

借鉴意味着和他事物比较中取长补短。受刘天华的影响，鲁日融先生在总结前人创作理念的基础上，不断发掘民族器乐音乐创作中的优势和弱点。在西北艺术学院学习期间，他接触到了形式新颖而逻辑严密的西方音乐作曲理论。于是他开始寻找用这样一种作曲方法将秦地音乐风格表现在二胡音乐中的可能性。还是在《迷胡调》这一“秦派二胡”先锋作中，鲁日融先生选择了运用西方复三段曲式结构作曲。第一段“小快板”，单三部曲式结构，A段主题采用迷胡中“剪剪花”曲调为素材，表现了一种轻快，明朗的音乐情绪。B段音乐则具有一种主体间的过渡和连接段的特性，音乐以四小节为一乐句变化发展，二胡与扬琴伴奏交相呼应，形成对答。再现段则是相对严格地再现了主题部分，这样的结构布局使得整个第一段音乐风格集中，色彩鲜明。第二段则是一个慢板乐段。这是一段基于迷胡中“慢西京”曲调为主题而谱写的多段体曲式。基于一个音乐素材的四个小乐段的渐进式排列，将音乐曲调中迂回婉转的缠绵色彩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最后的再现段则是“压缩了第一段的再现”，并将整首乐曲推向高潮。正是基于以上细致精准的音乐创作以及对秦地民间音乐素材的变化运用，才使得这样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秦派二胡”作品得以产生。而这无不是鲁日融借鉴、吸收、融合和创新之后的理性成果。

综上所述，“秦派二胡”音乐的产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需要艺术家不断的努力和艰辛的探索。鲁日融先生正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凭借了自己对秦地音乐文化的热爱，在理性精神的指引下，将中西方音乐文化之优秀成果融会贯通，最终促使了具有秦地风韵的二胡音乐语言的产生，为“秦派二胡”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且铺平了道路。

注释：

①塞内加（Lucius Annaeus Seneca，约前4年－65年），古罗马时代著名斯多亚学派哲学家。

②明·凌蒙初.谭曲杂札.

③语词：泛指词、词组一类的语言成分，也是构成语言的基本单位。“音乐语词”则是对语言学中“语词”一词的借用，用来指称音乐语言的构成要素。

④鲁日融.秦派二胡曲论，引自关铭“秦派二胡”与燕乐音阶：P316.

⑤乔建中.秦风.秦韵.秦派——二胡《秦腔主题随想曲》散议，引自秦派二胡曲论.

⑥鲁日融.刘天华继承发展民族音乐的历史贡献及其现实意义，引自鲁日融二胡艺术. 洛杉矶:美国国际中国文化交流中心信息国际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