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美国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就是对原文文本的改写；改写能引进新的概念、新的文体和新的表现手法，并能够对社会演进起着塑造力作用。但勒菲弗尔等翻译理论家并未针对“改写翻译对社会演进的塑造力作用”观点进行过系统的论证。因此，本文旨在以勒菲弗尔的“改写”为视角，以严复译著《天演论》为例，详细论证改写翻译对社会演进的塑造力作用。

[关键词] 改写 翻译 社会演进 塑造力

本文受西安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资助（编号：09XWC06）。

引言

美国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与英国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在其翻译研究系列丛书（主要包括《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翻译、诗学和舞台：六个法国哈姆雷特》）总前言中写道：“翻译就是对原文文本的改写。”［1］认为“所有形式的改写，无论意图如何，都是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反映，并且在既定的社会中以特定的方式对文学进行制控。改写就是辅以权力的制控，其积极的一面能够对文学和社会演进起着促进作用。改写能引进新的概念、新的文体和新的表现手法。”［1］这一系列丛书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改写和操纵等概念，解决意识形态、变革和权力在文学范畴和社会领域间的矛盾与冲突，从而证明翻译作为一种塑造力的重要作用”。[1]

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作者勒菲弗尔引进了“改写”这个核心概念，用来指译者对原文文本所进行的改写、编选、批评和编辑等各种操纵手段。他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要受其所在社会文学内部因素即诗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与制约，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学外部因素即资助方（主要包括资助人和资助机构）的制控。他在本书中列举了东西方众多文学作品的翻译实例，指出了它们在各个时期被改写的事实，并对撰史、编选专集、批评和编辑等四种改写形式进行了深刻阐述，详尽论证其撰写本书的目的，即“改写对文学演进的塑造力作用”。[1]

所谓“塑造力”，勒菲弗尔等翻译理论家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定义，但综其观点而言，是指一种能够有助于塑造事物的促进力量或者影响力。他们的初衷应该是既论证改写对文学演进的塑造力作用，也会论证改写对社会演进的塑造力作用。然而纵观该系列丛书，他们并未针对“改写翻译对社会演进的塑造力作用”进行过系统地研究。鉴于此，本文拟以勒菲弗尔的“改写”为视角，以严复译著《天演论》为例，就此观点展开详细论证。

严复译著《天演论》中的改写及其对社会的塑造力作用

1.严复与《天演论》的翻译背景

严复，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1867年进入洋务派举办的福州船政学堂读书。于1877年被清政府派往英国留学，受到了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进化论的影响，并广泛接触了西方政治、经济、民主、自由等思想。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将中华民族推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使原先中国人自强求富的努力化为泡影，也使得包括严复在内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思考更为有效的救国之策。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忘决论》等政论文，疾呼变法，阐述其“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启蒙主义的救国纲领，敲响了救亡图存的警钟。《天演论》等译著就是严复在这样的背景下带着唤醒民众的目的翻译而成的。

2.《天演论》中的改写与重要概念的引进及其对社会的塑造力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写道：“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2]为了实现达旨的需要，他在翻译时采用了许多“非正法”的翻译策略，如添加“案语”、“换例”、“删减”、“改编”等，这些实际上就是勒菲弗尔所称作的“改写”。据俞政教授研究，“为了实现‘达旨’，严复综合运用了多种具体的翻译方法，如基本相符的意译、大体相符的意译、大略相符的意译、根据原意自撰文字、添加词句、展开发挥、换例、精译、简译、不译、漏译、曲译、篡改等。” [3]对原文多处进行了改写。“在《天演论》总共35篇的译文中，严复共写了28篇案语。其中有4篇的案语与原文相当，有5篇的案语超过原文。例如，卷上导言三《趋异》篇，案语超过中译原文的二分之一；导言十五《最旨》篇，案语则是中译原文的两倍多。”[4]有些地方注明“复案”字样，我们可以认为是严复自己的思想，有的则未加注解，夹译夹议于译述之中，反映出严复的观点及其倾向性。由此可见，他采用“非正法”的翻译策略进行翻译，是带有其深刻意图的。

(1)“进化论”等概念的引进及其对社会的塑造力

“引进新的概念”是勒菲弗尔阐述的改写翻译的主要功能之一。严复翻译《天演论》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就是引进了“进化论”这一重要概念。他在翻译赫胥黎的原著《进化论与伦理学》时，将书名译为《天演论》，实际上漏译（即改写）了这个标题的后面部分。所谓“天演”，就是进化的意思。“他这样定书名，是有其用意的。一方面，他不是从纯学术的角度对原著进行介绍，而是通过这种有裁剪的翻译工作，把他认为最切合中国实际，最能起到积极作用的成果引入进来；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原著将自然界的生物进化论与人类社会关系、道德哲学分割开来。而是主张自然与社会的统一，熔宇宙自然过程与社会伦理过程于一炉，即主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规律，同样也适用于人类社会。这既是对《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重要的改造，也是严复为中国敲响警钟的理论依据。”[4]这里所说的“裁剪”工作，实际上就是勒菲弗尔所说的改写。

此外，严复还采用案语的方式，对原文进行改写，从而实现对“进化论”这一概念进行详细介绍和评论。在译本导言二《广义》中，“复案：斯宾塞尔之天演界说曰”后插入了1068个文字，介绍进化论的代表人物和进化的定义。这很显然不是忠实于原文的翻译，而是严复自己增加的内容。那么，严复为什么要对原文作这样的改写呢？在19世纪末，几乎很少有中国读者对进化论有所了解。为了宣传这一西方学说，严复不惜使用大量笔墨，使国人能够深入了解有关进化论的核心概念，进而达到其唤醒国人“保种自强，与天争胜，变法图存”的目的。

《天演论》出版后，许多有关进化论的名词术语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 “天演”、 “淘汰”、“自存”、“自治”、“自主”、“适存”、“进化”、“进步”等频繁出现在当时的报刊上，并逐渐成为许多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胡适曾回忆说，其澄衷学堂国文教员杨千里先生曾让学员购买《天演论》做读本，还让他们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为题作文。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风气。[5]而胡适也将自己的名字由“胡洪骍”改成了“胡适”。这个“适”字，就是来自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这些深刻地反映出《天演论》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它激励人们建立和塑造一种奋发自强、勇于上进的世界观。进化论就是当时中国社会一种新的世界观，他使中国人摆脱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桎梏，使中国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由。进化论得以广泛的传播，显示了《天演论》所蕴涵的塑造当时中国社会的巨大张力；进化论得以深入民心，为广大中国人所接受，也证明了《天演论》所蕴涵的伟大思想塑造中国的成功。

(2)对文体的改写及其对社会的塑造力

改写翻译的另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引进新的文体和新的表现手法”。就文体而言，赫胥黎的原稿是他本人用在牛津大学的演讲稿，采用的是演讲的体裁，话起话落，节奏自然成章；演讲的对象是熟知西方自然科学的牛津大学的学生，其文章自然具有极为缜密的逻辑性。严复翻译《天演论》的目的是要将其作为一部治国学说，肯定不宜使用口语体进行翻译，而采用了语气严肃的政论体。为了避免政论文的枯燥性，严复还引用了中国历史上的典故进行翻译，如《导论·八》中关于卜式和伯益的典故，其目的就是增加译文的文采，提高士大夫阶层阅读的兴趣。

勒菲弗尔所认为，在社会文化语境中，翻译受制于译者所在社会的“诗学”的影响。严复之所以采用古文体进行翻译，正是因为它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诗学，是其目标读者士大夫们所推崇的语言。他采用古文体翻译，同时也是受其良师益友吴汝纶的影响。吴是桐城派的代表人物，该派创立了一种新的文风，“既反对清代考据派无文采、无章法的文体，又反对六朝华而不实、浮艳巧辩的骈体文。他们在寻找一种既能适合表达严肃的哲学内容、又能给人以美的享受的令人满意的文体。于是，他们和唐代的“古文运动”一样，也回到先秦哲学家那里寻找文体典范，人们在那里能发现精确和与华丽、简洁与深奥、明确与雅致的巧妙结合。”[6]从而创立了别具特色的桐城派古文学原则---“雅洁”。而严复则将它进一步发扬光大，创建了著名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至今这个“三字经”在翻译界仍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严复译文的典雅特色，不仅显露了他对自己精美文笔的骄矜和他的修辞学造诣，而且显露了他力图用最典雅的中文表达西方思想来影响讲究文体的文人学士的动机。严复的这一努力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吴汝纶称赞他的文笔：“笔势足穿九曲，而妙有抽刀断水之势。”[3]王佐良先生曾评价道：“在翻译实践上，严复不斤斤于求得与原文的形似，而着意使译文合乎中国古文传统的体式。例如他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往往以单句译复句，以平列代主从，改第一人称为第三人称，化平实的叙述为生动的敷演，用意在于以传统的史学笔法迻译这部人类进化的名著，以增强读者的历史感。另一方面，严复对于科学术语的翻译则勇于创新，而又丝毫不苟。“他所立的某些译名一直沿用至今”。[7] 《天演论》出版后，许多人都被他的优美文笔所吸引，他古雅的文风，也为人们竞相模仿。

(3)新的伦理观念的引进及其对社会的塑造力

赫胥黎根据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揭示了自然历史演变的一个重要法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然而他却认为这一法则仅仅适用于自然历史领域，人类社会所遵循的是人类自身所特有的伦理法则。而“严复对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的贡献或他那关于鸽子变种的煞费苦心的学术论文并不感兴趣，他全神贯注的只是将达尔文原理运用于人类行为领域的那些内容。” [6]“《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为严复介绍他所理解的斯宾塞的进化论哲学提供了一个出发点，而赫胥黎则几乎成了斯宾塞的一个陪衬角色。”[6]

因此，严复在翻译赫胥黎这一思想观点的同时，以“自己所作的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和伦理的案语”的形式，向读者介绍的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表达了自己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它所包含的伦理的深深信仰。[6] 他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仅是自然界应遵循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所应当遵循的普遍规律，从而形成他自己关于社会进化的伦理道德思想。

在翻译过程中，严复改写了赫胥黎囿于自然历史领域的进化论思想，将它发展成一种社会伦理思想，其目的绝不是仅仅想对这部书作一般的自然科学介绍，而是希望通过介绍进化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来告诫每一个中国人，在面临外国侵略、瓜分危机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如果再不顺应“天演”规律，团结起来，变法图强，抵御外来侵略，就很有可能成为这一自然法则的验证者，就无法“自强保种”。“他清醒地知道这一伦理暗示了在中国将有一场观念的革命，现在他的注意力之所向正是这场革命。”[6]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正是严复倡导的这一新型社会伦理思想塑造中国社会的产物。

结 论

通过分析严复在翻译《天演论》过程中所采用的各种改写策略，我们不难看出：在翻译过程中，改写能够为我们从原语文化中引进新的概念、新的文体和新的表现手法，从而实现影响或塑造目标语文化和社会的目的。这种“‘非正体’是严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摄取域外文化思想而采取的一种特定的和特效的翻译手段。”[8]严复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其受到其所处社会主导诗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实现其“救亡图存”、塑造其理想中的中国社会的目的。

《天演论》对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几千年来传统的封建思想体系开始受到全面质疑，建立新的思想体系的要求随之而起。而严复所引介的《天演论》，则成功地塑造了这个关键时期人们的世界观，并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学术与思想。自《天演论》以后, 严复又相继译出了西方社会许多重要的社会科学著作, 即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已权界论》和《穆勒名学》、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9]

参考文献：

[1][美]安德烈·勒菲弗尔. 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2][英]赫胥黎.严复译.天演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俞政.严复译著研究[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4]李珍.《天演论》的历史地位与学术影响[EB/OL].http://www.studa.net/lishi/080730/17454088-2.html, 08-07-30.

[5]胡适.四十自述[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6]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7]王佐良.Two Early Translators Reconsidered[J].外语教学与研究.1981,（1）.

[8]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9]马勇.严复学术思想评传[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