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和历史分析等方法，对陕甘宁边区的体育人才培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研究表明：各级领导的重视；专门的机构设置；多样的训练形式；丰富的活动内容；激烈的竞技活动及简陋的场地器材都为陕甘宁边区体育人才的培养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结论认为：陕甘宁边区的体育人才培养在新民主主义体育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并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 体育史 陕甘宁 体育人才 培养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严峻的军事斗争现实使陕甘宁边区的体育运动开始以军事体育为核心，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各级学校教育制度的确立与不断完善以及现实需求，军事体育核心的思想后来开始转向了全面体育思想，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体育运动就相继广泛开展起来了，体育专门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因此，培养体育人才的问题也就列入了边区政府的议事日程。本文根据史料，全面梳理陕甘宁边区体育人才培养的动因、条件、方式等，从而论证成功培养的边区体育人才不但解决了当时的“体育人才荒”，也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初期发展储备了大量急需人才。

陕甘宁边区的体育人才培养与党和军队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及积极倡导是密不可分的。由于当时严峻的革命现实与斗争需要，陕甘宁边区最初体育人才培养侧重于“军事体育”人才的培养。毛泽东、朱德、叶剑英及贺龙等同志的题词、报告和文章等可以作证。1942年9月9日，毛泽东为重庆《新华日报》题词“锻炼体魄，好打日本”[1]。1942年9月1日，朱德在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题为《祝九月运动大会》的社论中，号召各级军政首长要重视和提倡多种多样的体育项目，以便“变文弱为雄武，军强文壮，才好打仗办事”[2]。1942年9月9日，叶剑英在《新华日报》发表短文《加强体力》，简要阐述其战时部队体育观点。他说：“没有‘铁汉’一般的体魄，是受不了战斗的锤炼的，没有‘金刚’一般的钢筋铁骨，是杀不胜日本鬼子的。‘铁汉’、‘金刚’可以从日常教育和战斗实践中锻炼出来。要战胜我们的敌人，就要在这一点认识的基础上，来训练我们的战士。”[3]1940年7月，贺龙、关向应向全师（120师）颁发了《体育训令》，提出：“体育运动应当在全军中广泛开展起来，成为一种群众性运动；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经常组织比赛和表演，选拔优等选手再去指导普及。”[4]1942年9月2日贺龙在《延安日报》上发表“体育运动军事化”的题词，指出：“我们开展体育运动，是为无产阶级服务，为打败日本法西斯服务的。”[5]上述观点向全国指明了体育运动为当时的民族战争直接服务的正确方向。这一指导思想也成为了当时陕甘宁边区体育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随着体育实践的进一步深入，这种思想有了不断进步与发展，开始了与全面体育相结合。例如李富春同志曾说：“体育运动的种种方式不要限于田径赛、球类赛、角力赛，不要限制在运动场内，注意研究普及大众化的方式及场所。要适当地把生产运动体育运动化，要把大众习惯的东西体育化。” [6]由此，边区的群众体育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可见中央领导的重视和现实形势斗争的需要，首先以服从于军事斗争的军事体育为核心的思想开始转向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这也适当地改善了当时的体育人才培养目标。

党中央和边区政府非常重视边区体育人才的培养，为此先后成立了“陕甘宁边区体育运动委员会”、 “延安体育会”、“延安新体育学会”等组织机构，建立了中国女子大学体育培训班、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体育训练班、延安大学体育系、师范学校体育师资培训班等多个专门机构。

（一）中国女子大学体育培训班

1939年9月20日，中国女子大学在延安王家坪成立。中国女子大学为了推动学校体育广泛开展，不断提高体育运动水平，从每个班选出一名体育干事，利用业余、课外活动时间，集中在一起，一方面进行体育知识传授，一方面研究开展体育活动方案，并回到班里做组织推动工作。要求他们每个人在班里是体育辅导员，在学校中是体育示范员，在社会上是体育宣传员。中国女子大学的基层体育骨干队伍，就是通过这种不脱产训练班形式逐步壮大起来了。1941年“三八妇女节”，中国女子大学俱乐部体育干部杨烈同志还带领女学员表演了数百人的团体操。中国女子大学以培养体育骨干来带动激发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体育运动热情的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获得了有关领导的肯定和认可，并得到推广和发扬，为后来延安大学体育系的创办积累了经验并奠定了基础。

（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体育训练班

1940年5月4日，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在延安大砭沟成立，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当时共有学生300多人，全校共分5个部：高级部、中级部、初级部、艺术部、体育部。其中体育部的主要任务是为边区培养比较合格的体育人才。1941年9月，因延安大学体育系成立，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体育训练班宣告结束，与学校一并归入延安大学体育系。

（三）延安大学体育系

1941年9月22日，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为延安大学，原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体育训练班改为延安大学体育系，学制一至二年，为专修科。当时延安大学体育系聘请了一些学有专长、体育技术好的教师，但专职教师仅有三四个人，其余的几乎都是兼职的，在教学上采取能者为师，互教互学的办法。开设的专业课程有：体育理论、教育学、解剖与卫生、田径、体操、篮球、排球、垫上运动、单双杠、游泳、滑冰、三铁、舞蹈等。延安大学体育系的学生多是从部队、各单位调来的。体育系原计划招收部分女生，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7]。延安大学体育系办学条件十分艰苦，设备相当简陋，但师生们团结一致，在延河岸边的沙滩上修建了田径场，在清凉山下开辟了篮、排球场，安置了单双杠等器械。因为器材短缺，夏季，延河是学生学习游泳的课堂；冬季，延河又成为学生学习滑冰的课堂。体育系的教室，冬天在窑洞里，春、夏、秋季在山坡上或山沟里。学员的膝盖就是“课桌”。首批学员结业后分配到部队和边远学校担任体育指导和教学工作，成为推动边区体育工作的骨干。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体育，给新中国体育的发展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宝贵经验。1942年夏初，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为时一年的体育系停办了，但却为边区培养了一批从事体育工作的骨干，对后来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师范学校体育师资培训班

边区师范学校是培养小学教员的专门学校。1937年至1941年，边区共创办师范学校6所：鲁迅师范学校、第一、第二、第三师范学校、绥德师范学校、郧县师范学校。此外，还有陇东中学师范班。以上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很注意体育课的时数和教材内容。根据当时战争形势的特点，边区师范学校体育教学的内容具有明显的军事特点，内容有体操、队列对形、跑步、跳高、跳远、投掷、刺杀、射击、爬越障碍、拔河等[8]。边区师范学校体育师资培训班不仅为革命阵营培养了大批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军事技能、强健体魄的革命战士，而且为探索新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学校体育的规律，开创具有新时期特色的学校体育，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脱产体育训练

边区脱产体育训练班，主要指离开原来工作岗位，集中较短时间进行体育专业学习的训练班。学员中，有的是专门从事体育工作的干部，有的是准备从事体育工作的人员，还有的是兼职人员。他们在推动边区体育事业的发展方面起了模范带头作用，为新中国发展体育事业积累了丰富经验。

（二）不脱产体育训练

边区不脱产体育训练班，是适应战时需要和广泛开展群众体育活动的形势而产生的。其组织形式是多种多样，如有的是跨行业的训练班，有的是本单位内部的训练班。其主要任务是积极组织和推动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及工厂的群众体育运动。在抗日战争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体育不是为体育而体育，而是为了练好身体，以强健的体魄服务于民族解放战争。因此，“锻炼体魄，好打日本”成为体育的主要目标。所以，边区的广大机关干部、战士、学生把体育运动当作一项重要的革命工作来做。这种边生产边训练的培训形式对现代社会培养社会健身指导员，推动群众体育的快速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短期专项培训

1.延安游泳研究班

1942年7月，延安体育会为迎接“九·一”扩大运动会，在原飞鱼游泳队基础上，发起组织游泳研究班，目的在推动群众性游泳活动广泛开展，提高延安游泳水平，准备参加“九一”扩大运动会游泳比赛。同年8月16日上午9时，延安“飞鱼游泳团”在清凉山下延河里，举行成立大检阅，并进行了延安初创的水球表演，以及各种游泳姿势和跳水表演。从而开创了边区游泳人才的培训工作，这在边区体育史上实属创举。

2.运动选手短期集训

每逢参加边区较大型的体育运动会时，边区各机关、学校、工厂、农村、部队都要将选拔出来的代表队集中起来，进行有计划的短期集中训练。1942年9月，陇东驻军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以团为单位举办短期集训班。爬山、武装翻越障碍、掷手榴弹、实弹射击，每项挑选4个人，集中于团部进行训练，提高各项技术水平。此外，还决定由旅部举办短期骑马武装泅水集训班，学员由各团推荐[9]。1942年8日，三五九旅直属队及所属各团，分别举办运动会，对选出的各项选手，暂停工作、学习和生产，集中训练，练习各自参加边区运动会的项目。旅部从各团篮、排球选手中，挑选出代表进行集中训练，每天练习三次，清晨、晚上练习篮球，中午练习排球[10]。1946年8月，延安大学为迎接“九一”运动会召开，从各班选出篮球队员11人，排球队员20余人，利用每天早晨时间进行训练，为延安大学开展体育活动培养了体育积极分子。运动选手短期集训班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培养体育人才和积极分子训练办法，为当时开展边区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和军队体育工作增加了大批力量。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大力倡导下，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空前的体育热潮，从首长到普通士兵和民众，从机关到学校与工厂，都积极开展体育活动，进行各种体育竞赛运动会。在工厂，工人们每天可以按照个人兴趣参加爬山、跑步、打球、下棋等项目活动；在民间，传统民间体育项目更是多姿多彩，源远流长。其种类很多，如：狮子、龙灯、竹马、小车、花鼓、彩船、柳木腿、地故事（ 地溜子、跑红灯）、车亭、抬亭、背亭等。在“革命圣地延安，每天黎明，四面八方便响起了哨声、号声，人们就开始进行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中午，各学校、机关、工厂的篮球场上，总是排着长队，轮流换班打球；晚饭后，在山坡沟渠和延河两岸则更热闹，到处涌现着锻炼的人群。这些都构成了一道靓丽的边区群众体育风景线[11]。通过这些体育活动，既锻炼了人们的体魄，增强了国民的身体素质，同时为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储备了更多的体育人才。

在学校除每个学生都要上规定的体育课外，还要求每个学生参加早操练习和课外体育活动。由于各学校的条件不同，其活动内容也不尽相同，有球类、田径、体操、游戏、冰上运动等等，还有许多传统和自编的游戏，如打棋垒、捉鳖、抢位子、抢红旗等。有些学校结合军事训练和娱乐开展课外活动，如鲁迅师范学校，早操跑步，课外活动以军事训练为主，课余则开展跳绳、踢毽子等活动。

在部队体育活动只能在战斗的缝隙中进行，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利用农民的打麦场操练兵操、射击、刺杀、爬杆、摔跤等项目，如果军队在驻地时间稍长一点，部队就会因地制宜地修起篮球场、沙坑、单双杠、木马等，供指战员训练。每次举办运动会，都把拼刺、手榴弹、标杆、拳术、兵操等军事训练项目作为运动会的主要比赛项目，而且部队首长亲自坐镇，观看和参与比赛；尤其是在中央驻地延安，党政军民携手举办体育比赛是很常见的。部队通过积极开展体育活动，增强了广大将士的体质与体力，提高了战斗力，丰富了广大官兵的文化生活，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储备了力量，为最终取得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陕甘宁边区时期，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人们靠着自己的双手，制作了“土体育器材”，修建了体育场地，如自己用线编织篮排球网、口袋木马、自制冰刀、冰球器材等，延安各机关的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都是自己动手修建的。延安大学的学生在延河河滩上开辟了田径场，夏天在延河里挖了游泳池，冬天又把延河当作天然滑冰场。边区政府也克服财政短缺和抵御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千方百计、因陋就简地加强体育场地和设施的建设，为体育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1937年，在延安南关修整了一个简易的公共操场，在东关飞机场旁修整了一个体育场，供中央和地方机关、部队进行军事训练和体育活动。著名的“五一”、“八一”大型运动会，都是在这些简易的场地举行，滑冰、游泳则在延河里进行。为了加强军事训练和体育运动，1940年，边区政府在延安文化沟修建了青年运动场，之后又在南关建起了田径场、足球场、篮球场和讲演台等公用体育场所。虽然当时条件艰苦、设施简陋，但简陋的场地器材为群众和部队提供了体育训练场所，丰富了广大军民的文化娱乐生活，促进了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开展，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和价值。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体育的精神，给新中国体育的发展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宝贵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应该发扬光大这种精神，为中华体育的腾飞作出更大的贡献。

陕甘宁边区时期对体育人才的培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适应当时体育运动发展的需要，根据当时的战争形势和所处的艰苦环境，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调动一切可能因素来开展培养专门体育人才的工作，以其多样的培养形式，极其丰富的活动内容，紧张激烈的竞技特点和简陋的场地器材，不但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培养了强壮体魄的革命战士，同时还培养了一大批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体育人才。在我国近代体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有其辉煌的历史地位和无法估量的历史价值。陕甘宁边区培养体育人才的机构存在的时间虽然都比较短暂，但其为新中国发展体育事业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丰富的科学理论，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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