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代军阀中四川军阀比较突出，四川军阀中刘湘突出。研究刘湘与蒋介石的关系，在南京国民政府“内化”四川，引领四川走向全国序列，走向抗战问题上，很有意义。本文试以两人关系的一次巨变为切入点，分析其巨变的原因，探讨巨变的性质，愿有助于目前史界对川阀刘湘及其有关问题的研究。

[关键词] 蒋刘关系 南京之行 巨变原因 性质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蒋介石与作为以四川主人自居的刘湘，其两人之间的关系实在有些微妙，但到1934年年底，其关系却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化。本文就此巨变及其性质做些较深入探讨，以有助于蒋刘关系史的研究。

1934年11月，四川一代有名的军阀刘湘面临四面楚歌的困境，到达南京，与蒋介石直接会晤。这次南京之行，在两人关系史上实为巨变，原因分析如下。

1.1934年11月之前，两人关系一直处于较对立的状态

四川始终居于南北之间保持中立与自身的独立性、自主性。南京国民政府在“内化”四川的问题上一直难以插手。

一九二八年“北伐”成功之后的南京政府，就积极对四川争取工作。但遭到以刘湘为首的各路川阀的多次抵制，或者徒有其名。南京方面首先组织了一个川省政府委员会与一个军队编遣委员会，还发布了一个“整理川政令”的文件[1]。但是，刘湘居其要职，不仅是第一个组织的委员，也是后一个组织的委员长， 而且非四川的人几乎没有，全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二代川阀名流。可见此时的南京政府实际上承认了四川显存的实力关系，对四川只能采取发通令相号召的办法。刘湘继续采取川人治川的主张，抵制南京方面的多次努力，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如四川高等法院的审判长依规定应有南京政府委任，但事实上在省内却无权力，法律案件在县一级就处理了。同时，每个防区的军司令部都在该区行使最高法院的职权。所有其余的法官与法院工作人员都由军长或司令部委任，审判长不得干预。军事上中央政府命令进川的军队在川阀的联合反对下也全部撤出来了。经济上的独立性更浓。就1934年的田赋与杂税收入等于南京政府每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但却一文没有上缴南京方面。以上足见其自主性与独立性。

南京方面对此种种抵制也并不甘心。早在1927年6月，蒋就任命了一个“清党委员会”，由两个长期从事党务工作的川人领导，在重庆建立国民党党部。这个组织一开始就仰承川阀的鼻息，不得不依靠川阀筹措经费，办理党务，还请求川阀保护这个组织。[2]最终这个组织得不到军人的支持而夭折。以后几次努力，南京方面才任命了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的四川人曾扩清负责四川的党务工作，但在川的国民党力量仍很弱。就此建立四川党部组织成为一种妥协，刘湘也是有条件的，刘湘请求南京方面给予一笔巨额贷款，蒋本人表示同意。[3]南京方面终于在三十年代初同意了刘湘的优先内政的观点，且其被受命于1933年还进行“安川之战”，[4]与刘文辉打了一次兼并战争，扩张自己的势力。

可见，1934年年底之前的蒋刘关系处于几乎对立的状态，象征性的拥蒋代替了实际上的利益，表面上合作而又各自为政。在优先内政的幌子下，继续保持四川的半独立与自主。南京方面只是在川组织了国民党党部与一些省级机构，未有任何实权在身。

2.1934年年底的南京之行到1935年后期，蒋刘进行了较为友好的合作

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四川进行较为成功的改革。

行政方面，就省级机构而言，南京之行，为在四川建立名副其实的川省政府奠定了基础。1935年2月，新的川省政府宣告成立。新政府一旦建立，各防区即声明，四川终于统一。行政方面最成功的改革就是督察专员的设立。分全川为十八个专员区，每区专员一人，由蒋任命，且多是川外之人。其职责主要是监督与视察本区各县，在某些情况下还被授权代表蒋介石执行军法。

军队方面，改革的实质就是削减四川的军队。在成都，南京方面开办了一所军校，吸收被削减的军官接受职业训练，刘湘给以赞同与支持。从此，“四川军阀各自为政的局面今天已被完全摧毁了”。[5]

财政方面，最大最成功的改革是货币的改革。当时，四川的币制混乱。面对现状，1935年7月，南京方面给四川以巨大的金本位贷款，达到了刘湘上一年力图要达到的目标：17000元，以四川的盐税作担保。[6]其次，将四川的货币与全国通行的货币进行兑换，交易后通用中央的货币。这样，同年九月，至少在大城市内，中央的国币已取代了各种各样的川币。[7]四川被纳入南京国民政府的货币范围。

这场改革的本身表明蒋刘合作的成功。伴随着贺国光参谋团入川，蒋自己于1935年3月也入川。在川期间，蒋刘一起制订了剿共作战计划，并发布了大批命令。[8]同时又开展新生活运动，改造将被“内化”的川民。刘湘的妻子成了运动总会地方分会的会长，表明了刘湘对这一运动同样给以支持。

因此，前后比照，很显然，刘湘的南京之行，是蒋刘关系史上的一次巨变，前后迥然不同，此行是两人关系巨变的重要标志。标志着两人关系由此前的抵制状态改为友好合作的状态。此后两人关系一段时间进入“蜜月期”。成功合作进行的四川改革，使四川被纳入国民政府序列，为后来南京国民政府顺利入主四川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南京之行是蒋刘关系的巨变，但其性质仍众说不一。《中华民国事件人物录》中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解释为“刘亲赴南京向蒋乞援”。可见，对刘南京之行的性质仍有必要探讨。我以为，此行是蒋刘关系转变的标志，也是蒋刘成功合作的标志，是四川被南京国民政府真正“内化”的开端，具有较友好合作的一面，并非单方的乞援活动。

1.考察南京之行前的历史背景

1933年，徐向前领导红军在川活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根据地向西进发（长征），接近四川。刘湘面对强大红军两面夹击的可能性，为剿红军，不得不到达南京，与蒋直接会晤。这种困境与矛盾，可以说是刘湘南京之行的直接原因，但并非主要原因。

我以为南京之行与全国的抗战形势有密切的关系，而且是主要原因。在川内，红军的压力，国民党军入川的迫切，促使刘对蒋的要求做出了一种坦率的表示。更重要的是刘的此行还与当时的全国形势紧密联系。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1932年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以后又攻占热河，攻打长城各口，1934年还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企图使华北成为伪满第二。日本帝国主义又从东北到华北、到华东，向我中华民族肆意进攻。中华民族处在危机关头。在这样的形势下，全国上下基本一气，掀起抗日大浪潮。在各地，尤其最前线打击日军。如华北长城各口的多伦之战、华东的淞沪抗战，都表现了热血的中华民族儿女的抗击日寇侵略的爱国决心与斗志。面临全国如此的形势，对蒋来说，必须担负起领导全国民众抗日之责。早在淞沪抗战时，蒋就有准备将四川作为抗日的大后方之设想，当然，那时，蒋还是“攘外必先安内”的。但是，到了1934年时的形势变化，使蒋的这种抗战大后方、“民族复兴基地”之设想更加明朗化。[9]因此，对刘湘的工作，尤其四川的内化工作要加紧进行。对刘湘而言，自己也应有抗日之责。全国的抗日怒潮、民众的呼声，也迫使他能顺应历史发展之趋势。他本人也看到将来全国抗战一旦爆发之后，不仅四川成为全国抗日的后方，四川军人也有上前线抗日之责。与其让蒋来逼迫自己，倒不如亲驾南京，与蒋直接会晤，寻求出路。否则，刘不仅会迁怒于蒋，更会迁怒于国人的，这是历史之大势。

可见，南京之行表面看是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压力下的困境之破冰，实则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历史发展大势之推动。更不能单纯地看作所谓的对蒋的“乞援”。[10]

2.考察南京之行后的蒋刘关系情况

经上文的关系巨变原因之探讨分析，可知前后两人关系迥然不同。此前为对立排斥状态，此后则是合作性的。从中还可以看出，刘湘并未因此行而失去自己在川的影响与实力；相反，却增强了自己的实力。南京方面同样也得到了极大的益处——将四川纳入国民政府序列之下，初步完成了“内化”四川战略的第一步。

对刘而言，行政方面，1935年建立新的川省，刘湘一手包办，与刘湘有密切关系的人物都挤进了省府要职当中；军队方面，刘湘赞同被削减后的军官受训，乘机扩大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财政方面的货币改革，丧失信誉的大量川币被兑换为价值较高的中央货币，而刘自己则从中大获其利。在这场改革的浪潮中，刘湘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愿望，将四川大权集于一身。

对蒋为代表的南京方面而言，设置十八个督察专员区，每区一专员，由蒋任命（多是川外之人），管理一区二县事务，中央权力已深入县级基层,将四川纳入国民政府序列之下。1935年1月蒋的参谋团入川，同年3月蒋亲赴重庆，发布了“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委员长统一指挥”的命令。同年五月中旬，蒋的中央军又入川。同年6月南京方面又在峨眉山举办军官训练团，蒋自任团长并训话，轮训川军团以上及少数营级军官，初步实现了川军“中央化”。同年10月，蒋又改参谋团为委员长重庆行营，由顾祝同任主任，杨永泰为秘书长，贺国光任参谋长。从以上连续的大动作时间表中看出，蒋已经掌握了川黔康三省的军政大权。南京方面已经将四川纳入国民政府序列之中。

足见，蒋刘关系在南京之行后，实现了南京政府序列之下的“双赢”共存的局面。所以，南京之行是较友好合作性的。这不仅仅是此行前刘破困境之冰，抗战历史大势之所趋，蒋刘寻求合作道路上的一个尝试，更重要的是，在此行之后蒋刘双方都得到了极大的益处。这种“双赢”更加反证了南京之行较友好合作的性质。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A.柯白著,李惟键等译. 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82.

[2]四川党务周报[N].1927-12-22.

[3]刘航深.戎蒂半生[N].新闻天地,1967-8-26.

[4]甘绩镰.如何改进今日四川[N].四川日报,1933-2,1-16.

[5]泰晤士报(伦敦)[N],1935-12-3

[6]华生.四川三县地方财政[M].四川文献,1966,9.

[7]吕平.四川农村经济[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25.

[8]国开周报[N]，1935-3-25.

[9]存萃学社编集.蒋总统言论汇编（第一期）[M].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印行，2010,133.

[10]黄美真，郝盛潮.中华民国史事件人物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9,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