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曹禺先生的戏剧作品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具有代表意义，从现代文学史的角度看，承载了中国现代戏剧的成长和变迁。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手法被融入戏剧创作之中，在社会时代的进程中显现着或喜或悲的作用。

[关键词] 现实主义 中国戏剧 主观意识 政治干预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手法，是中国20世纪文艺思潮的主流。随着五四运动的蓬勃发展，民主科学思想的提升，中国传统的古典主义文学被画上了句号，接踵而来的是以人为本、以真实为尺度的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土地上孕育、成长。

现实主义在中国戏剧创作中直到这时才被接受。作为舶来品的艺术手法，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相合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特点。我们不妨以最具现代戏剧大师称号的曹禺先生的作品为例，窥探中国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被接受、被采用的演变景观。

曹禺先生的戏剧创作历经20世纪的30—70年代，这正是中国社会从动荡到稳定的大变革时期。中国戏剧正是在这一阶段完成了自己的转型与定位。

与民主科学的呼声一同介入中国文化视野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它强调作家要客观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要求戏剧情景与生活原貌相接近，曹禺的处女作《雷雨》正是遵循这一理论取得了成功。

《雷雨》中的年代，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是“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也如鲁迅所形容的是“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时代。1927年革命的高潮在中国最底层的群体中孕育，反抗的情绪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滋生；社会表面的低气压虽让人郁闷，但斗争的怒火一触即发，大雷雨即将来临。曹禺以作家对时代的敏锐感受，以杰出的现实主义手法，以周、鲁两个家庭的情感为纠结，艺术而真实的再现了五四前后30年间中国社会的某一侧面。这里周鲁两家代表着近代中国社会在急剧变动的两极势力。周家代表着一个由封建宗法制家庭转化成功的资产阶级家庭，鲁家代表着在社会剧变中被抛到一起而拼凑形成的破碎家庭，它们都是中国社会加速转变过程中的畸形产物。作品通过周朴园与繁漪、鲁侍萍、鲁大海的矛盾，反映了资产阶级势力在封建思想的蛊惑下对人本思想的压制，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损害，对基层民众的剥削。戏剧艺术的再现了当时中国社会人们的生存状态，巧妙地揭露了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面对中国社会的矛盾纠结，曹禺无力解开，只能让作品以悲惨谢幕，用一场雷雨把一切丑恶冲刷带走。真实的反映生活，深刻的予以剖析，这是曹禺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原则。

受俄国现实主义思潮影响，中国现代作家普遍存在一种积极参与社会改造的意识，其表现在作品中就是自我主体意识的强化。正如曹禺在《雷雨·序》中说，《雷雨》中他漏掉了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即“象征雷雨的渺茫不可知的神秘”，“被称为雷雨的一名好汉”。在他的第二部作品《日出》中那与舞台下腐朽垂死生活相对立的“象征着光明的人们”，虽“也硬避在背后当作陪衬”，但不能不说这是作家以主观意向人们展示的所给予的自我形象。到了作品《北京人》中，作家干脆以“北京”猿人的模特儿的出现直接介入了主观意识，让自我意识站在了舞台上。这源于40年代蓬勃高涨的抗日情绪被扼杀的社会现实，作家曹禺在愤愤不平中构想出了一个原始社会来与现实社会相对照，借以宣泄内心的愤懑，寄托自己朦胧的社会理想。在改写巴金小说《家》时，曹禺明确将反抗矛头直指封建婚姻，在作品中他替“痛苦得没有叫喊的地狱中的冤魂冤鬼控诉”，他借觉慧之口喊出心中的愤怒“我的敌人不是一个冯乐山，而是冯乐山所代表的制度，什么是家？家就是下面罩着的一群猪”。在这里可以看出曹禺的作品已经显示出直接参与社会问题的探讨，作家的主观思想已经很直接的渗透在揭示现实生活的戏剧里了。渴望从揭示人类精神生活堕落的根源中获得解救人类精神、疗救社会病源的良方，这就是曹禺这一代作家的使命。这样的作品也因此颇受读者的喜爱。

建国后在新的政治思想、文艺路线指导下，曹禺开始了艰难的艺术转型，作品明显减少。这是一个告别旧我重铸新我的嬗变过程，进展与衰退连体接枝，昔日的梦想与现实的阴影层峦叠嶂，从《明朗的天》到《王昭君》，他的作品自觉的戴上了时代的镣铐。如党委书记董观山的完美思想中无一点个人存在；王昭君在和亲过程中赈灾济民、出征平叛等等。新中国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干预，使曹禺的戏剧创作陷入了玩华失实的泥坑。张扬时代精神，弘扬理想主义，政治指导艺术，现实主义在文学创作中被极端化，作家在既定的路线中小心迎合着，艺术的教育功能被最大化了。至此中国的艺术包括戏剧在内已经完全被一种程式化的模式所代替，人性中最真实的个性在戏剧中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时代的需要，政治宣传的需要，作品中的人物几乎都是当代政治的完美化身，现实主义被变成为政治宣传服务而存在。直到20世纪80年代，文学艺术才走出泥淖，曹禺也是在这时从沉痛的反思中回到现实创作的基点上，但回归已经太晚了，一代戏剧大师还没来得及焕发精神，投入创作，便于1996年走完了他生命的旅程。

可以看出，中国戏剧的现实主义在曹禺先生的作品中得到最真切的体现，曹禺先生以他杰出的文笔，睿智的思想，敏锐地感觉，执著的精神，为中国戏剧立足现实主义形式创作探索出了一条坚实之路。中国戏剧从此兼收西方三一律的创作模式，在现实主义的大道上阔步前进。不过迎合时代政治的需要，过分强调戏剧艺术的社会功利性，不免又让我们看到包括曹禺在内的中国作家在艺术创作中的悲哀了。